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谈到“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的概念。其定义颇为艰涩:“某人拥有力量,指的是他的存在在他人的生活与行为中显现出来。”举个例子。哲秀真心爱着英熙。于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思考并做英熙可能喜欢的事。久而久之,英熙的形象便植入哲秀的生活之中。这是一种同化现象。按福柯的定义,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英熙成功地将哲秀主体化了。
近代以前的人们如何行使力量?强制(coercion)是主要方式。想来,“法律不如拳头近”这一铁则公然通行的时代,距今并不久远。当时的统治阶层压制被统治阶层,并用种种逻辑将剥夺其权利与财产的行为正当化。相反,被统治阶层则不得不反复被灌输“你们本来生来就没有力量,承受不合理是理所当然的”。进入近代后,压迫方式更加巧妙。随着自然法概念被引入西方社会,人类只能通过精神上/行为上的操纵(manipulation)来支配他人。政治学者克罗齐耶(Crozier)主张:“近代以后制定的法律,无疑是以理性和自然权为基础的理性主义制度,但仍然充满代表资产阶级与国家体制的逻辑。”如此一来,难免在无产阶级即没有财产的人群中引发反感。最终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不得不承受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巨大反作用,随后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此过程中,支配世界社会的那些“并不合理却被包装成合理”的规范只能崩塌。那是一个“叫你做就做”式的硬实力(hard power)行不通的世界。
21世纪正是“软实力”的时代。无论地位多高的人,或拥有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所有者,只要言行不是基于正当的逻辑与制度,就无法避免社会舆论的鞭挞——这在西方早已成为常识。但韩国的企业文化仍在近代与前近代之间漂流。在职场上工作做得不好或不会看眼色,就要伴随着“喂你这家伙~”之类情绪性言辞遭受侮辱,这是我们无法否认的现实。即便给予再高水平的金钱补偿,如果个人在组织中仍无法摆脱被剥夺感,又有何用?只有在工作中感受到成就与价值、能够自行恢复自信,个人才能对组织怀有自豪感。反正在我们的生活中,力量的运作是无法回避的某种东西。即便如此,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健康地行使对个人生活影响深远的权力吗?在行使力量者与受力量影响者之间,需要体谅与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