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会计研究所代表朴相根
今年6月青年失业率为10.2%(44万9000人),为1999年(11.3%)以来16年间6月份的最高水平。随着失业率飙升,放弃求职的青年也在增加。据韩国银行数据,青年尼特族(处于未就业状态且不接受职业教育的青年群体)人数从2005年的57万7000人增至2014年的66万4000人。放弃就业、结婚、生育的“三弃青年”不断增多。在韩国,青年看不到希望。
政府近期推出了“青年就业悬崖综合对策”,主要内容是创造20万个岗位以缓解青年就业悬崖。此前在创造岗位立法上并不积极的执政党与在野党也开始竞相强调“青年岗位”。原因在于,将成为下半年最大政治争点的“劳动改革”很可能与20至30岁青年的就业问题挂钩,并会影响明年大选的选票。
政府的就业对策以青年雇佣增加税制等税收支持、对新招聘正式员工企业发放补贴等激励措施为主。从企业角度看,激励型扩大雇佣对策并不切身。政府将推出激励制度:对通过引入工资峰值制等新招聘青年正式员工的企业,按每新招1人每年1080万韩元、为期2年提供支持。例如,若以正式员工身份新招年薪2500万韩元的青年,企业2年需支付5000万韩元工资。谁会为了从政府获得2160万韩元的支持,而去雇用计划之外、两年工资合计5000万韩元的青年呢。
一直束缚企业手脚的政界没有资格谈青年岗位。在野党多年来主张提高法人税税率。实际上,执政党与在野党通过削减大企业研发费用(R&D)税额抵扣等方式不断增加法人税。法人税关系到作为创造岗位主体的企业竞争力,并与吸引外资(FDI)直接相关。在世界各国纷纷下调法人税的“税收竞争时代”,如果只有我们逆行,国内外企业还会愿意在韩国投资吗。
2012年7月提出的《服务产业发展法》已在国会搁置3年。在这样的立法环境下,企业难以创造岗位。服务业的岗位创造效果是制造业的2倍,可成为缓解严重青年就业难的钥匙。现在应从国民与国家经济的角度、而非少数人的利害关系作出结论。在催促企业投资之前,应先为其创造可以投资的条件。
只有企业投资才会产生岗位。然而30大集团的公司内部留存资金一年间增加近40万亿韩元,达到710万亿韩元。我国经济的良性循环结构(投资→生产→岗位→收入→消费)链条已然断裂。原因在于投资障碍众多,企业不愿在国内投资。政府在推出激励型就业对策之前,应先通过劳动市场灵活化、监管改革等创造企业可投资的条件;企业则应通过开创新的增长点、强化竞争力,自行寻找投资机会。国会有义务以立法予以支持。在韩国,毫无希望的“三弃青年一代”持续增加,未能引导企业投资的政府与国会、以及忽视开发新增长动力的企业都负有重大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