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昇泽 韩国劳动研究院研究管理本部长 二元劳动市场为何产生 企业为削减成本偏好非正规职 工资、工龄等差别日益严重
解决之道是什么 短时工、日工全部无例外适用最低劳动基准 提升非正规职地位以最小化差距……强化低薪劳动者福利制度 兼顾职务、差别与企业活动……须以均衡视角切入
根据劳动经济理论,企业在设法节省人力使用成本的过程中,会产生二元劳动市场。正规劳动市场(primary market)呈现雇用稳定、工资相对较高、随时间推移工资上涨并获得晋升的面貌。相反,非正规劳动市场(secondary market)雇用不稳定、频繁跳槽、工资相对较低且难以晋升。个人一旦归入非正规市场,就极难脱离,因此问题更为严重。
这种现象并非只出现在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许多发达国家都曾出现。一旦企业中形成二元劳动市场,社会便倾向于强化法律,使解雇变难并保护非正规职劳动者的权利,而企业则试图规避这些法律,改用其他形态的非正规职。在此过程中,得不到此类法律保护的非正规职,其劳动条件与正规职的差距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我国自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非正规职大幅增加,劳动市场的二元结构问题成为重大问题。
从非正规职统计开始整理的2002年起看趋势,到2004年非正规职劳动者的相对比重不断上升,此后略有下降,但可以看到大致维持在67比33的比例。
现在来看正规职与非正规职之间劳动条件差距有多大。以正规职工资为100来看,非正规职工资从2002年的67.1%下降到2014年的55.8%水平,工资差距进一步拉大。
平均工龄方面,正规职与非正规职都略有增加,但正规职工龄从2003年的68.3个月增至2013年的85.3个月,增加了17个月,而非正规职同期仅增加9.1个月,2014年为29.6个月,尚不足两年六个月。此外,正规职的工龄分布较为均匀,但10年以上者仍以26.7%占最高比重;而非正规职中工作不满6个月者高达43.1%,占绝对多数。
我国劳动市场的二元结构问题正如这些统计所示极为严重。政府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2006年通过了《非正规职保护法案》等,作出努力,但解决并不容易。更何况被称为间接雇用的劳务外包、分包等形态的人力使用虽未被计入非正规职统计,却同样处于与非正规职类似的雇用不稳定、低工资状况下工作。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劳动者的规模近来进一步扩大。
针对这些问题,专家们提出了三项政策方案。
第一,主张制定不区分正规职与非正规职、适用于所有劳动者的最低劳动基准。规定我国劳动者最低劳动条件的《劳动基准法》存在诸多适用例外,如不满5人的营业场所、每周不满15小时的短时劳动者、工作不满30日的日工等,而主张像最低工资制那样,让任何形态的劳动者都一律适用。如果最低劳动基准适用于劳动时间、休息日与休假等劳动条件,就能保护受到严重歧视的非正规职。
第二,主张强化保护非正规职的法案以缩小正规职与非正规职的差距,并将非正规职的地位向正规职所享有的有利劳动条件方向提升。该主张因意味着企业须完全承担成本负担,遭到经营界强烈反对,但有必要从“公正性”角度切入。对于企业产生的收益应如何分配给劳动者,以及在劳动者内部如何在正规职与非正规职之间分配,寻找公正方法的努力应持续下去。
第三,如此强化保护非正规职的法律,会加大对企业活动的制约,反而可能给经济带来不良影响。因此无条件强化非正规职保护法是不可能的。为弥补这一点,需要完善包括非正规职劳动者在内的低薪劳动者福利制度,并适当提供社会安全网。如果在工作中可以享有的福利制度完善,即便工资较低,受生活困苦折磨的负担也会减小。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或患病等问题时能提供充分的社会安全网,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非正规职劳动者感受到的生活困难。
如此,缓解和解决劳动市场二元结构的讨论应在兼顾均衡的前提下推进。对于干了几年熟练度也不会提高、只能由非正规职承担的简单职务部分,可以采取由最低劳动基准与社会安全网共同提供帮助的方式。而在熟练度或生产率并无差异的工作中,仅因正规职与非正规职之分而工资和劳动条件不同的情况,则需要以法律手段消除“歧视”。总之,解决劳动市场二元结构的方案,必须兼顾职务、差别、企业活动等多种因素,以均衡视角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