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明年起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这给许多早早退职的中老年群体带来了巨大希望。另一方面,对于须承担退休年龄延长所带来人力成本的企业而言,由于经济本就困难,正为对策煞费苦心。政府为在公共部门率先引入工资峰值制而强力推进,但工会和员工的反对声浪不小。
就公共机构而言,此次退休年龄延长的受益者实际上仅限于全部316家中退休年龄不足60岁的140家机构。其余176家机构的退休年龄已保障在60岁以上。尽管如此,对于必须一律引入工资峰值制的政府指针,这些机构正为如何接受而苦恼。此次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的单位可以提出2至3年左右的减薪方案,其余单位则并不容易。
在没有退休年龄延长好处的情况下要求降薪的工资峰值制,除非获得工会或本人同意,实际上违反《劳动基准法》。可以说,如何自发获得本人同意,决定着引入的成败。工资峰值制的本质目的是减轻企业因退休年龄延长而产生的负担,同时为缓解青年失业作出贡献。工资峰值制与缓解青年失业究竟有多大关联暂且不论,若确为解决青年失业而推进,就应从全民分担痛苦的层面实施,才能取得须承受降薪的当事人的同意。
从全民分担痛苦的层面参与降薪型工资峰值制,唯有基于自发性才能成功。因此,有必要寻找将当事人负担降至最低的方案,并在税制优惠上给予照顾。若呼吁称为缓解青年失业而分担痛苦、将负担降至最低并给予税制优惠,参与就会更加自主。例如,从退休前两年起,按各机构情况将降薪比例设定在最低水平,同时探索在年末税额扣除中全额或大部分予以认可的方法,那么实际因工资峰值制而需承担的降薪部分就不会太大。
从全民分担痛苦的层面看,工资峰值制没必要只强制施加于公共机构。让国会议员、公务员、教员乃至民营企业也以工资峰值制的名义或其他形式共同参与,开展全民性运动,是共同分担我们时代青年失业之痛的美好道路。为此,若同样适用前述的最低负担与税制优惠,成功的可能性将进一步提高。
历经世越号事件、MERS事态,全体国民心中留下深深创伤,加之各阶层之间日渐转为敌对情绪,面对这样的时代景象,迫切需要能够治愈的方法。不应因青年失业而激化代际矛盾,而应彼此体谅痛苦、为韩国的明天分担痛苦,这可以说是促进代际、阶层和谐的极为有效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