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乐天集团掌门人家族的持股之争为契机,“韩国国民年金角色论”受到关注,但与发达国家的养老基金相比,国民年金行使股东权的手段非常有限。
以去年末为准,国民年金在470万亿韩元的基金中将84万亿韩元投资于国内股票,是名副其实的“大户”。
13日,据金融投资业界消息,全球五大养老基金中,美国、加拿大、荷兰、挪威的养老基金并不止于在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而是以多种方式行使股东权。荷兰公共养老基金(ABP)、挪威主权基金(GPFG)、美国加州公务员养老基金(calPERS,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加拿大养老金投资委员会(CPPIB)四家机构为提升股东价值而开展股东诉讼和立法运动,同时也参与投资者联合行动。不仅如此,这些机构还在股东大会召开时利用股东提案权,提出扩大分红等要求。
ABP、GPFG、CPPIB三家积极行使外部董事推荐权,主动介入被投资企业的经营。海外养老基金还运用“关注名单”制度,即编制治理结构存在严重问题或业绩不佳的企业名单并向市场公开,从而施加公开压力。尤其是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公开名单时,相关企业股价会大幅波动,影响力之大甚至催生了“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效应”一词。五大全球养老基金中,日本的GPIF与国民年金一样,不行使股东权,仅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不过GPIF把表决权行使的全部权限和责任移交给委托运营机构,与完整持有股东权行使权的国民年金难以直接比较。
政府12日由经济副总理崔炅焕主持召开财政战略协议会,决定将国民年金的资产运营业绩与五大全球养老基金进行对比评估。但从现行Capital Markets Act规定来看,国民年金确实难以像海外养老基金那样积极行使股东权。虽然提出要与全球养老基金比较收益率,但实际上却不具备可用于提升收益率的手段。
如果国民年金积极行使股东权被视为影响经营权,那么持股超过5%时须在5日内披露持有目的和状况,即适用“5%规则”,活动空间将被压缩。此外还要受到须将6个月内短线买卖差价返还给被投资公司等限制。也就是说,若要在制度上保障国民年金积极行使股东权,就需修改Capital Markets Act相关规定,将国民年金行使股东权列为“参与经营”的例外条款。
即便考虑到这些限制,仍有意见指出,国民年金迄今连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等最低限度的权利都过于消极。今年1至3月,国民年金出席582次股东大会,在2506项议案中仅对261项(10.4%)投了反对票。其中在与分红相关的534项议案中有17项投了反对票,但实际被否决的一项也没有,等于是没有实际影响力的“废票”。最近,面对被评价为类似情形的SK与SK C&C合并案以及Samsung C&T与第一毛织合并案,国民年金一次经表决权咨询委员会后投了反对票,另一次却自行作出赞成决定,因而遭到自招争议的批评。
韩国企业治理结构院研究委员尹承荣指出:“由于国民年金具有准政府机构般的地位,积极介入有可能引发官治争议等副作用。”他表示:“重要的是在长期确保独立性的同时,通过引入尽责管理守则等表明负责任的投资原则,从而树立明确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