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恶化之际以分担痛苦的姿态寻找解法
2009年摆脱金融危机,经济迅速复苏成功
“若要达成共识,需设定劳资政共同目标
先从小处解决,逐步扩大交汇点”
全球金融危机正酣的2009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为-5.1%,衰退幅度远大于周边国家。由于出口比重高,德国直接受到全球危机冲击。出口订单大量取消,各企业经营状况恶化,面临大规模裁员。在这样的危机中,德国劳资双方共同商议。金属、机械、汽车、电子等相当多制造业的劳资双方迅速达成一致,决定实施“缩短工时制度”。在削减劳动者人数还是缩减工作时间的岔路口,他们选择了后者。
企业没有裁员,而是将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从40小时减至37小时、35小时,甚至26小时,以维持雇用。政府在提供社会保障费的同时,必要时补贴原有工资最高67%,以弥补减少的工资。2009年德国就这样渡过了经济危机。不仅仅是渡过危机,还成为快速反弹的基础。
柏林自由大学名誉教授金特·施密特12日表示:“劳资双方以共同分担风险的姿态寻找解决办法,从而战胜了本应导致140万劳动者失业的危机。”
德国工会联盟(DGB)国际政策负责人弗兰克·扎赫也解释说:“劳资双方灵活应对,在景气恢复时重启工厂没有出现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分析认为,如果当时实施裁员,德国经济复苏会需要很长时间。”
德国以长期积累的信任为基础,形成了劳资共生的文化。对于DGB作为欧洲典型的强势工会却仍能维持这种关系,波茨坦大学教授扬·维尔纳表示:“虽然劳资政各有不同声音,但大家都认识到,只有必须合作才能生存,长期来看必须共同前行。”
当然,这种合作关系并非一朝一夕形成。韩国劳动界反对称,若不排除△明确劳动合同解除条件△放宽为引入工资峰值制而变更就业规则中不利条款的条件这两项核心议题,就无法参与劳资政对话,这也是因为对对话对象尚未建立信任。
欧洲专家建议,即便如此也应共同对话。对新劳动改革体系可能引发的担忧,也应在对话场合进行讨论并寻找解法。
扎赫负责人指出:“韩国的问题似乎在于劳资政之间的不信任未能消除”,“如果不形成劳资能够对话的文化,社会共识将遥不可及。”他还补充说:“政府应让企业认识到自身始终负有社会责任,同时忠实履行开辟达成共识平台的作用;想利用裁员等外部灵活性的德国企业,也通过不断对话,以调岗、提高效率等方式培养内部灵活性。”
他还提出了达成社会共识的方法论。荷兰工会联盟(FNV)副委员长卡特莱内·帕斯希尔表示:“所有当事方共同坐下来倾听并尊重对方意见很重要”,“特别是代表们必须制定折中方案,以便能够向所属团体的会员说明,虽然在部分事项上作了让步,但在其他问题上带来了重大的积极变化(即获得了利益)。”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必须支付稍作让步的代价。
实际上,2013年荷兰签订劳资社会协约时,工会希望针对过度灵活性扩充社会安全网,雇主方则想简化解雇程序,于是形成了一种“打包交易”。帕斯希尔副委员长将这一过程比作把牛肉与黄油、土豆、蒜等混合久炖的西餐“炖菜”的制作过程。她强调:“绝不存在简单的秘诀,但若要达成真正的共识,就不能靠政府的单方面措施,而应考虑利益交织的所有当事方的意见,并结合现实加以适用。”
劳动基金会(FL)秘书长珍妮·穆伦强调:“应从存在共同关心点的部分入手,而矛盾最尖锐的主题不易达成共识,应放到后面。”即应设定共同目标,从小处着手,逐步寻找交汇点来推进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