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4月10日的皇城新闻报道,朝鲜首富李石荣先生在与亲日派闵泳徽围绕汉江边天一亭的诉讼中败诉。这场诉讼吸引了当时人们的高度关注,因为这是京城首富之间的官司。李石荣先生并非因天一亭的财产价值而对簿公堂。闵泳徽在高宗31年(1894年)被前刑曹参议池锡永指为“因闵泳徽而引发了(东学农民革命)之乱”的人物。池锡永还称“天下人都想咬食他的血肉”,并奏请将其处死,足见其为贪官污吏。梅泉黄玹在《梧下纪闻》中写道“此时人言闵氏中有三盗”,并提到其中一人即闵泳徽之父闵斗镐,可见其作为富有的贪官污吏也颇为有名。相反,李石荣先生身为吏曹判书李裕承之子,后成为曾任领议政的亲属李裕元的养子,继承其财产而成为巨富。李石荣先生还是壬辰倭乱名臣白沙李恒福的直系后裔,出身于宰相、判书辈出的三韩甲族。李石荣先生30岁时科举及第,官至从二品,但正如旧韩末史学家宋相焘在《骑骊随笔》中所记“公无意于仕途大成,终辞官归隐”,他因慨叹时局而辞官。
审判之后,两人的轨迹更加戏剧性地分道扬镳。闵泳徽深受高宗宠爱而不断晋升,到纯宗时官至正一品。然而闵泳徽迅速转投日本帝国。据《统监府文书》1909年7月26日记载,他成为信奉被称为日本王室始祖的天照大神的神宫奉敬会顾问。亡国之后,他还从日本帝国获得子爵爵位和巨额恩赐金。
相反,李石荣先生与弟弟李会荣等六兄弟全部捐出全部家产投身独立运动。1911年初李石荣先生六兄弟筹措的资金为40万元,按2010年米价计算相当于600亿韩元的巨款。该家族处置的土地仅已确认的就有726笔、882万2644㎡(267万坪),大部分位于如今的首尔、南杨州、杨平、坡州等地。
首尔明洞的2万6.446㎡(约8000坪)因要隐瞒流亡事实而未及处置便离开,后被朝鲜总督府接管。前行政自治部长官许成宽在著作《李石荣先生的独立斗争与苦恼》中推算,这块土地的公示地价大约为1万亿韩元,按市价计算将超过6万亿韩元。
李石荣先生的这笔财产成为奠定早期韩国独立运动基础的决定性财源。亡国次年即1911年春,从全国各地汇聚的流亡者在满洲柳河县三源堡附近的大孤山举行露天群众大会,创建了侨民自治组织耕学社和新兴武官学校,而新兴武官学校的创建及运营资金相当一部分来自李石荣先生的财产。新兴武官学校在停办前培养了约3500余名军官,1920年凤梧洞、青山里的胜捷,正是因为新兴武官学校出身者作为中坚军官发挥作用,才能与日本正规军正面交战并大败对手。
然而独立运动犹如“向无底之缸注水”,李石荣先生耗尽全部巨额资产,从柳河县辗转沈阳、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过着困窘的生活。最终李石荣先生于1934年2月28日在上海去世,安葬于虹桥公共墓地。相反,闵泳徽于1912年8月获得所谓韩国合并纪念章,并出任韩一银行行长(后为东一银行),金乙汉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大众杂志《Samchully》1931年2月号的《解剖朝鲜最大财阀3》中写道:“当下朝鲜第一富豪是闵泳徽。”在当今韩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中,可以说对不正当财富积累的不信任最为严重。即便到了现在,重新发掘并弘扬把全部家产献给国家的李石荣先生的爱国精神,或许能成为解决此类问题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