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维尔纳教授 君特·施密特教授 哈茨前委员长 C,对下滑经济的危机意识……收紧改革缰绳 Consciousness of crisis
L,选择平衡而非消耗性争论的领导力 Leadership of chairman
U,“在选举风潮到来之前……”紧迫感与时机 Urgency and timing
E,敏感争点留待日后……不贪多的讨论 Except killer issues
哈茨委员会成立后仅6个月就达成共识,秘诀是什么?柏林自由大学名誉教授君特·施密特、波茨坦大学教授扬·维尔纳等在德国柏林和波茨坦会面的前哈茨委员会委员们,把“CLUE(线索)”列为核心因素。“CLUE”即:△对德国经济的危机意识(Consciousness of crisis)△彼得·哈茨委员长的领导力(Leadership of chairman)△不能再拖延的紧迫感与时机(Urgency and timing)△排除无法找到交集的核心议题(Except killer issues)。此外,劳方与经营界、学界、政府代表之间的信任与意志所形成的共识成为基本底色。
◇对经济的危机意识(Consciousness of crisis)=德国经济自1990年代中期起,因巨额统一成本与过度的社会保障支出而急剧下滑。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从2000年的3.2%降至2002年的0.0%,失业率(15~64岁)同期从8.0%上升至8.6%。认为劳动市场不能再这样下去的不满也随之高涨。
施密特教授说明称“随着失业者剧增,认为不能再放任劳动市场的危机感高涨,哈茨委员会由此成立”,“特别是原东德地区失业率高达20~25%,委员会全体成员都认为必须以某种方式找出解决方案”。
此外,负责失业补助对象认定与发放、失业者再培训的联邦劳动局爆出腐败丑闻,也起到了劳动改革催化剂的作用。施密特教授表示“联邦劳动局伪造失业者就业记录被查处后,包括联邦劳动局改革在内的劳动市场改革缰绳被进一步收紧”。
◇平衡的领导力=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在设立劳动市场改革委员会时,委任当时担任大众汽车经营委员会监事的哈茨为委员长。哈茨委员长曾任大众汽车人事董事,在1990年代主导结构调整。
“不要屠宰圣牛,而要把它引向另一片草原。”这是哈茨委员长的谈判哲学。按德国式表达,屠宰圣牛意味着打破禁忌,但哈茨委员长更多发挥了调解的领导力。维尔纳教授回忆称“哈茨委员长始终不站在黑白两端,而是处于灰色地带,保持平衡感”,“即便在只能消耗性争斗的部分,他也以寻找可合作方案的方式引导讨论”。
◇大选前收尾的紧迫感与时机=哈茨委员会的改革方案于8月公布,既出于劳动改革的紧迫感,同时也考虑了秋季(9月22日)的联邦议会大选。全体成员都认同必须在选举风潮到来之前收尾。
事实上,德国的劳动改革自前总理施罗德1999年首次执政起便通过“劳资政同盟”推进,但屡屡失败。最终施罗德前总理作出决断,亲自挑选各领域专家组建哈茨委员会。此前的方式是接受劳资推荐来选定委员。其想法是,由每次都参与的人物无法达成共识,不如用具有新思维的人来组建新队伍。
维尔纳教授说明称“就在前一年的2001年,劳资政同盟也曾拟定劳动市场改革协议文本,但反弹强烈”,“吸取失败教训后,所有参与者都抱有要达成人人都能同意的共识的强烈意志”。他强调“从政治上看,正如施罗德前总理作出决断后在下次选举中失去政权那样,劳动改革确实有风险,但应当记住的是,他在大方向上达成共识并强力推进”。
◇排除敏感争点=委员会搁置了一次性完成所有改革的贪心。方案包含大方向的改革内容,而难以达成共识的敏感争点(核心议题)则选择由立法机关另行讨论的方式。代表性的例子是,委员会判断失业补助水平(金额)难以相互认同,因而只就改善发放方式和缩短期限达成共识。另一项取得意见接近的改革方案是对Halla Meister Co., Ltd.的放宽管制。劳方与学界担忧质量水平下降,经营界主张为促进活跃应放开管制,最终以仅对部分职种放宽的方式找到了解法。
施密特教授强调“正因深知劳资双方存在差异,每次讨论都以有来有往、相互让步又有所获的方式达成妥协”。他遗憾地表示“作为放宽管制的补充措施,当时提出的最低工资在10年后才引入;而协议中没有的迷你工作(计时工作)却被强化引入,这是因为政界没有守约,而按自己的口味作了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