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圭焕 大韩专利师会副会长 加山专利法人专利师 金升烈 大韩律师协会副协会长 阳轩律师事务所代表律师 吴圭焕 大韩专利师会副会长 加山专利法人专利师金升烈 大韩律师协会副协会长 阳轩律师事务所代表律师
专利师法第3条规定,律师只需完成专利师登记即可作为专利师执业。也就是说,通过律师考试后,可自动同时取得专利师和税务师资格。
律师出身的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李相珉去年12月提交了废除律师自动取得专利师资格制度的法案,该法案目前搁置于产业通商资源委员会法律审查小委员会。
专利师们主张,不经任何检验即授予资格可能导致消费者受损,因此应废除相关法律条款。而律师方面则反驳称,接受过知识产权领域特色化教育的理工科出身律师正在增加,因此可以由律师提供专业服务。
赞成——吴圭焕 大韩专利师会副会长 加山专利法人专利师
为高质量专利代理服务的时代要求
POINT ● 本属临时性措施 ● 如今已寿终正寝
● 全球仅韩日存在的制度
废除向律师自动赋予专利师资格制度的法案正搁置于国会。作为法案主要提案人的李相珉议员本身出身律师,却指出自动资格是对律师的过度特惠。
自动资格制度显然不合理。因为专利师业务要求的素养与律师业务大相径庭。这种素养是什么,体现在专利师考试中。专利师考试科目包括自然科学概论以及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这意味着对自然科学和知识产权的理解对专利代理业务是必不可少的。许多律师对自然科学一无所知,对知识产权制度也不甚了解。专利师业务与律师业务彼此独立,并非主从关系。
自动资格制度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它违背了希望获得高质量专利代理服务的消费者(国民)的诉求。专利师的日常业务包括找出技术与技术之间的相同与不同,并从专利法角度加以评价。不了解技术和专利很难做到这一点。对律师而言,连理解技术事实关系都非常吃力。至于对已掌握的事实适用何种法理,是之后的问题。专利师的基本业务之一是撰写专利说明书,而能够正确撰写专利说明书的律师出身者极为罕见。作为专利师不会撰写专利说明书,类似于律师不会撰写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
有人反驳说,即便是专利师也并非精通所有技术。这是挑刺。律师也并非通晓所有法律。我国有1000多部法律,但律师考试检验的科目只有其中几部。将自然科学和专利法等列为必考科目的专利师考试,足以检验作为专利师办理知识产权申请、审理、诉讼所需的素养。此外,大多数考生还会选择化学、电子、机械等领域的专业科目参加考试。
法学院制度不能成为自动资格的依据。因为律师考试合格者中,既是理工科出身又选修知识产权法的人不到1%。这就如同不能因为部分律师出身医生,就赋予所有律师医师资格一样。近来有修改律师法、引入专业律师登记制度的动向,意味着可能出现自称知识产权专业的律师。但这同样不能成为自动资格的依据。专利师资格是授予经检验具备专利师素养者的,而不是预先授予将来才打算培养专业能力者的。这就如同不能因为某人将来有意学习律师业务,就预先赋予其律师资格。
自动资格制度自诞生之初便具有临时性,如今已寿终正寝。我国为培养专利代理专家,于1961年制定了专利师法。只是当时专利师人数不足,因此也允许律师从事专利代理业务。如今专利师已达数千人,每年通过考试产生200人以上,自动资格已无必要。尽管如此,律师团体却主张,专利师制度是过去为弥补律师人数不足而设立的。这毫无说服力。美国有超过100万名律师。但律师在美国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不能从事专利代理,只有专利代理人可以。就专利代理而言,律师资格毫无用处。
自动资格制度在全世界只存在于我国和日本。议员们无论朝野大体上都赞成废除自动资格的方案。但拥有强大力量的律师团体反对。部分律师出身的议员也极力反对。这似乎是“我们不是外人”式思维的表现。国会议员伦理实践规范第10条规定,对审议议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会议员不得参与相关活动。应重温这一规定的立法宗旨。而律师们不应炫耀集体的力量,而应冷静反省自己从事专利代理业务是否真的合适。
● 反对——金升烈 大韩律师协会副协会长 阳轩律师事务所代表律师
知识产权领域也是法律固有领域
POINT ● 在律协层面强化知识产权教育与研修
● 美国专利师业务在律师控制之下
结论上,我反对废除向律师自动赋予专利师资格的法案。因为从现行法律体系下的法理逻辑、一般法感情以及引入法学院等时代状况来看,这绝不妥当。现行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在行政及司法程序中代理法律行为。而专利代理业务属于法律业务,这一点极其明显。因此,律师在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等处从事法理业务,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日本律师法第3条也明确规定,律师可执行专利师业务。这是因为专利代理业务不仅是法律业务,而且要处理因专利代理业务给司法消费者带来的民事刑事法律责任问题,必须由法律专家即律师承担。
尽管如此,主张废除专利师自动资格授予的人士似乎是以美国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的规定为依据。即他们指出,在美国专利商标部门,即便是律师,要从事专利代理业务也必须满足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自身的要件。然而这只不过是源于我国与美国法律体系的差异。即美国属于不成文法国家,对律师业务范围没有明确的成文法规定。另一个背景是,应注意美国是联邦国家。即为维护联邦国家的体制属性等,最大限度保障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自主性。因此,在州政府自主性得到最大保障的同时,联邦政府机关的自主性同样得到最大尊重。所以这只是在尊重作为联邦政府机关的美国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自主规定过程中产生的结果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联邦国家的特殊性,商标注册申请行为却由律师毫无限制地办理。
另外需要深入探讨的是,专利师是Patent Agent,而非Patent Attorney。在此脉络下,根据美国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关于专利师的伦理准则,非律师的专利师(Patent Agent)不得就专利是否无效的审理问题提出法律意见。相反,在我国,如果专利师超越Patent Agent而扮演Patent Attorney的角色,令人深感忧虑。绝不能犯下将此简单归结为业务领域之争的错误。这一问题最终需要从保护司法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深入审视。实际上,美国专利师(Patent Agent)隶属于律所等机构,其业务在律师的合理控制之下进行,因此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我国专利师若独立的Patent Attorney角色过度扩张,则会带来麻烦。从历史上看,我国过去培养的律师人数太少,为解决知识产权领域专业性不足、成本高昂等问题,才产生了专利师。当然,其间为司法消费者作出的贡献也很大。绝非要否认专利师此前为司法消费者发挥的正面作用本身。但要真正满足知识产权领域司法消费者的需求,从专利等申请行为直至因专利权侵害行为引发的民事刑事诉讼阶段,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法律专家的可接近性应得到更充分的保障。据我所知,法学院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引入的。此外,为回应这种时代性的知识产权法律需求,大量理工科毕业生进入法学院,知识产权相关课程也在细分开设。不仅如此,在大韩律师协会层面,也在新任律师研修课程及义务研修课程中扩充知识产权科目的教育与研修。进而通过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领域专业律师登记制度,为司法消费者确保知识产权专业性付出了诸多努力。如此,在为回应司法消费者需求而引入法学院这一创新制度、以及为提升律师知识产权专业性而进行全社会努力的情况下,却试图人为限制律师进入既属律师固有又属特殊专业领域之一的专利代理业务,这在常理上难以理解。反而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作为逆时代的规制措施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