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震动全球的2008年10月24日,星期五。时任韩国银行总裁李成太以下的执行干部们因既定的国会日程取消而一起吃午饭。现任总裁李柱烈当时是负责货币政策的副总裁助理。那时,干部们接到了急促的电话。内容是KOSPI跌破1000点。大吃一惊的李成太总裁在三天后(10月27日)上午8点召集紧急金融货币委员会。基准利率从5%一次性下调0.75个百分点至4.25%。当时,随着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倒闭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人们对冲击的海啸将袭击韩国经济的担忧并不大。因为判断超过2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等两大外汇市场安全阀足够厚实。但韩国经济却因“短期外债”这唯一一项指标而崩塌。第二次外汇危机的可能性弥漫开来。
2008年金融危机显示出一个简单而严酷的真理:再小的问题一旦累积,外部冲击袭来时就必然崩塌。光复以后70年间的四次危机也同样如此。每次都付出高昂学费的我们已尽最大努力清除内部溃烂之处,但只要有一处漏洞,外部冲击就会撬开它,扣下危机的扳机。2%左右低增长固化迹象明显的韩国经济正被结构性危机压得喘不过气。蚕食潜在增长率的低生育率与老龄化、雪球般膨胀的家庭负债、青年失业、被低利率掩盖的潜在不良企业等如乱麻般交织在一起。过去危机的历史向2015年的韩国经济发出信息:尽快切除癌块。
1.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全面免除企业负债的民间借贷冻结措施“猛药”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70年代初。1962年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实施后,以轻工业为主的政策一路顺风,但内部漏洞不止一两个。企业没有积累资本,便毫无节制地向银行借钱。政府也没什么问题意识,坐视不管。结果企业的负债比率从1965年的93.7%在六年间(1971年)暴增至394.2%。
此时来自海外的冲击袭来。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世界经济增长率放缓,以轻工业出口为主的韩国经济遭到直接打击。
政府于1972年8月断然实施了全面免除企业负债的“8·3紧急经济稳定化措施”。将企业与民间债权人的一切债权债务关系自3月3日起全面作废、以新合同替代的民间借贷冻结措施,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前所未有的举措。
此后韩国经济虽因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等受到冲击,但凭借中东建设特需,直到1970年代后期仍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势头。
2. 第二次石油危机,从政府主导转向自律经济……成为新三低繁荣的基础
危机不久后再次来临。1970年代后期政府重化工业培育政策推进过度,重复投资蔓延成为祸根。还叠加了第二次石油危机(1978年)这一来自海外的冲击。雪上加霜的是,1979年前总统朴正熙去世、1980年军方政变等政治不安也在加剧。物价高得惊人。1980年物价上涨率超过30%。当年出现朝鲜战争以后史上首次负增长(-1.7%),经历了经济衰退中高物价的“滞胀”。
面临危机的政府为超高速增长踩下刹车。经济政策方向从政府主导型经济急转向稳定、自律经济。1979年的“经济稳定化综合措施”具有代表性。减少了一直被视为禁区的出口支援,也断然实施了重化工业投资调整。首次引入零基预算方式也是在此时。政府按紧缩方向对所有细项预算进行了全面重审。这成为实现物价稳定和1986~1989年新三低繁荣的基础。
3. 外汇危机,“金库空了”严酷的结构调整改善经济体质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在《韩国经济60年史》中评价称:“直到外汇危机前夕,宏观经济指标并未显示出特别的异常征兆。”银行过度的外币负债被忽视了。1990年代中期进入繁荣期、资金需求增加后,银行们对引入短期外债趋之若鹜。银行短期外债比重竟接近70%。充斥政经勾结的企业陷入道德风险。即所谓“大马不死(too big to fail)”神话。
1997年泰国泰铢暴跌是即将到来的灾难的信号弹。海外谈论韩国发生外汇危机的可能性,但政府却强作无视,称“基本面稳固”。在韩宝、大宇等屈指可数的企业接连破产之际,因累积的经常项目逆差导致外汇储备见底,最终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救助贷款。政府半自愿半被迫地推行了结构改革。将浦项综合制铁(浦项集团)等民营化,并着手对大企业和银行业进行结构调整。得益于结构改革,经济体质变得稳健。
4. 全球金融危机,韩美签署货币互换平息“第二次外汇危机论”
从2000年代中期起,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业开始毫无节制地引入并使用短期外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监管。外债雪球般膨胀,全部外债中短期比重超过一半。加之“外汇危机经历国”的污名效应,外国投资资金开始大举撤离韩国。由于来自唯一霸权国美国的冲击极为强烈,韩国经济也被连根摇动。
所幸2008年10月与美国签署了300亿美元规模的货币互换,第二次外汇危机论得以平息。松了一口气的政府在2010年引入外汇健全性三件套,筑起了外汇危机的防御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