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副会长金英培20日下午在韩国新闻中心举行的“工资体系改革方向与法律、制度改善方案讨论会”上致开幕辞。 /权旭 记者
“如果在退休年龄延长的这段期间内,从法律上允许向母公司、子公司的调配或转职,就能提高60岁退休制的实效性。”(韩国外国语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李政)
“我国工龄20~30年长期在职者的年薪超过新员工的3倍。在这种世界最高水平的过度年功性之下,60岁退休制度不可能软着陆。”(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副会长金英培)
出席韩国经营者总协会20日在首尔中区新闻中心举办的“工资体系改革方向与法律、制度改善方案讨论会”的专家们,一方面担忧退休年龄延长给产业界带来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就工资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形成了共识。
他们指出,△退休年龄延长这一法律要件变化 △根深蒂固的年功序列型工资体系 △引入工资峰值制等工资体系改革努力不足等因素相互交织,正在加重企业负担。
韩国劳动研究院工资职务中心所长李长元指出:“随着60岁退休义务化使劳动市场老龄化,工资体系改革的必要性日益增大”,“如果不扩大职务、绩效工资,投资余力受限的企业只能缩减雇佣。”
据经总测算,如果不实施工资峰值制,从首次引入退休年龄延长的明年起至2021年的5年间,韩国企业需额外承担的人力成本将合计达115亿902亿韩元。
经营界这一推算很可能成为现实,原因在于工资峰值制的引入率进展缓慢。截至2014年6月,大企业工资峰值制引入率仅为23.2%,若扩大到全部事业场所,仅有9.9%的事业场所实施了工资峰值制。
尤其由于引入工资峰值制并非强制事项,在今年的工资集体谈判中,围绕该问题的意见分歧预计将成为劳资矛盾的引爆点。
国会在2013年4月通过以60岁退休义务化为核心的《禁止就业年龄歧视及促进高龄者就业法》时,仅写明“应采取工资体系改革等必要措施”,并未另行设置未引入工资峰值制时的处罚规定。
因此,在当天的讨论会上有人指出,作为缓解企业负担的方式,需要允许向关联公司、子公司等的调配与转职。
韩国外国语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李政建议:“如果从法律上允许向子公司或合作公司等关系密切的公司调配等,就能提高制度的实效性。”
还有观点指出,与职级或工龄无关、按所承担业务的作用和轻重差别支付工资的日本“角色工资”,可以成为工资体系改革的替代方案。
庆熙大学经营学院教授朴佑成强调:“韩国特有的‘年功序列型工资体系’正成为放大我国企业人力成本负担的因素”,“我国产业界也有必要就引入曾对缓解日本企业年功性产生重大影响的角色工资展开正式讨论。”
据韩国劳动研究院数据,以2014年为准,韩国长期在职者(20~30年)的年薪为新员工的3.1倍,远高于德国(1.9倍)、法国(1.4倍)、英国(1.5倍)、日本(2.4倍)等。相反,55岁以上劳动者的生产率仅为34岁以下劳动者的60%左右。
本次讨论会上还有意见认为,引入工资峰值制构成“不利变更就业规则”事由的可能性很小。
现行《劳动基准法》第94条规定“不利变更就业规则时须获得过半数劳动者同意”,因工资峰值制导致工资削减,劳动者接连提起诉讼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李教授强调:“考虑到相关法律将劳资在工资体系改革上的努力规定为义务,以及现行判例等,工资峰值制有被认定为在社会通念上具备合理性的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