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最低工资上调的争论日趋激烈。为决定明年最低工资而进行的最低工资委员会讨论陷入僵局,围绕所谓“生活工资”立法化的政治攻防也在升温。由于劳动界与经营界对适当最低工资的立场差距过大,甚至出现了拂袖离场的难看局面。
今年最低工资讨论比往年经历更大阵痛,极大程度上要归责于把工资上调期待值抬得过高的政府与政界。经济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崔炅焕从年初起就表示“为了激活经济,只能快速提高最低工资”,轻率地为上调论助力。正因如此,劳动界才把最低工资定在比去年高出多达79.2%的1万韩元,并抱怨公益委员方案也与经济副总理的大幅上调论背道而驰。政界更进一步,提出连人性化与文化活动都予以保障的“生活工资”,甚至推动其立法化。趁势而上的地方自治团体首长为了拉拢选民票心而竞相提高工资,以致出现了远高于国家规定最低工资的每小时7254韩元生活工资。
最低工资若调得如此之高,小微中小企业和自营业者难免首当其冲。本已在内需萧条中艰难支撑的自营业者,出于人工费负担的忧虑,很可能选择减少用工或歇业,而非维持雇佣。近来陷入破产危机的波多黎各,因坚持与美国本土持平的高水平最低时薪,自招了就业减少与制造业外流。这等于政界人士执着于不合实情的民粹政策而付出了高昂代价。政府与政界应正视一个冷酷现实:越是人为干预市场,工作岗位就越会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