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温室气体减排计划的争议日益激烈。原因在于,从决定自海外进口一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一计划的妥当性,到财源如何筹措,一切都不透明。就连政府也无法具体提出2030年减排37%的实施方案,正是出于这一缘故。特别是,政府称将以海外清洁发展机制(CDM)事业获得的排放权来抵消国内未能减排的部分,但据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结果,按现行法律,到2020年前在国内甚至无法使用。
专家指出,无论是通过海外进口减排还是国内自主减排,电价上涨都难以避免。扩大核电从经济角度看算是较为现实的替代方案,但新建核电站的条件极为困难,因此只能停用成本较高的燃煤电厂,转而依赖价格昂贵的燃气发电。一位要求匿名的学界专家解释称,“强化后的温室气体减排方案与养老金一样,最终都将成为未来世代的负担”。
◇财源如何筹措=据韩国企划财政部、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等相关部门介绍,在向联合国提交温室气体减排目标(INDC)的国家中,除相对BAU的减排目标之外,说明将通过碳市场机制(IMM)减少多少排放权的国家一个都没有。甚至我们作为对标对象的瑞士,在INDC中也未公布具体数字。因为IMM市场尚未真正形成。在此情况下,政府却公布了将从海外筹措相当于整体减排目标11.3%的约9600万吨的计划。
能源经济研究院气候变化政策研究本部长林在奎预测称,“由政府独自筹措财源负担过大,是否会采取政府与民间共同设立基金的方式呢”。对此,一位政府相关人士表示,“财源显然必要,如果设立基金,也可考虑利用对外经济合作基金(EDCF)或韩国国际协力团(KOICA)的事业资金等方案”,“目前政府层面尚无讨论”。
◇按排放权交易法,2020年前不认可海外减排=IMM是以其他国家为对象实施CDM或交易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市场,其规范与体系尚未确立。CDM是通过在海外地区开展造林事业或建设低碳工厂等,按减排的温室气体量获得排放权认定的事业。
问题在于,即便我国政府或企业通过海外CDM引入温室气体排放权,到2020年也无法使用。根据《温室气体排放权分配与交易相关法律施行令》,通过外部事业取得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转换为排放权,自排放权交易制第三个计划期(2021~2025年)起适用。此外,海外减排量最多只认可50%。也就是说,即便通过海外投资引入温室气体减排量,既不能使用,还要舍弃一半。高丽大学教授赵容诚表示,“现行法律是基于与其在海外、不如在国内减排的共识制定的”,“如果不先修改法律,通过海外减排量制定的计划将形同虚设”。
专家还指出,我国能否按目标在海外获得CDM项目也令人怀疑。海外绿地营造事业或低碳产业园区建设等必须依靠技术与资本,很难超越在该领域已崭露头角的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
◇扩大核电与新再生能源最终推高电价=有观点指出,最终为填补温室气体减排量,国民与企业不得不承担经济负担。政府的目标是,除利用IMM(11.3%)外,其余25.7%在发电与运输业中削减。这最终只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的燃煤发电、增加核电或新再生能源、燃气(LNG)联合循环发电才可能实现。新再生能源每千瓦时发电成本为120~150韩元,是煤电(60~70韩元)的两倍,LNG则超过200韩元。核电(40韩元)效率最高,但舆论不佳,且建设一座机组需投入超过1万亿韩元。
韩国产业技术大学教授姜承镇表示,“要符合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必须大幅增加燃气与新再生能源,最终将转嫁到费用上”。一位要求匿名的能源公共机构高层高管表示,“为满足只给出数字的对策,国民可能在10年、15年间承担巨额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