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韩国总统朴槿惠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通话内容出人意料。
这是在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事态导致朴槿惠总统推迟访美之后进行的通话。奥巴马总统道出了他原本希望在此次韩美首脑会谈中谈及的话题,即应对气候变化。
他表示,“希望韩国在决定长期气候变化目标值的过程中提出尽可能宏大的目标,从而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发挥领导力”。虽然只是通话,但就首脑间对话而言,其表述与要求相当直接。
正奔向执政第二任期后半段的奥巴马,以在任期内于气候变化领域取得具体成果为目标积极行动。今年年初的国情演说中,奥巴马称“气候变化是未来世代面临的最大威胁”,并表示“去年底美中气候变化共识将成为今年巴黎气候大会(COP 21)达成成功协议的基础”。3月他还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未来10年内将联邦政府机构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40%。
8日聚首的七国集团(G7)首脑提议,到2100年为止终结化石燃料以减少二氧化碳。尽管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但因其在全球首次提出“脱碳经济”时限而受到关注。
温室气体减排成为全球议题
事实上,此前全球并非没有减排温室气体的努力。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体制便是如此。其主要内容是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承担强制减排义务,后发展中国家自愿减排。
但京都体制实际上被评价为已经失败。最初作为温室气体第一排放国表示将积极参与京都体制的美国,在政权由克林顿转到布什后宣布退出。中国、印度等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则干脆反对该体制本身并拒绝参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强调发达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责任,反驳称“我们现在也想发展经济,发达国家却以气候变化为名加以阻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同样阻碍了京都体制的发展。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状况恶化,温室气体减排在政策优先顺序中被大幅后推。温室气体排放也自然减少,因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率、工厂开工率直接相关。因此,作为京都体制重要一环的欧洲碳排放权市场也一度被推至崩溃边缘。
然而如今这一切都在改变。
首先是美国的积极举动。奥巴马原本从执政初期就计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在总统竞选承诺中,奥巴马提出到2050年将二氧化碳减排80%的宏大目标。但这一承诺因执政初期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美国经济的严重衰退而动摇。眼前的经济形势严峻,无暇讨论气候变化。但如今美国经济已步入确定的复苏轨道,奥巴马便将温室气体减排作为其执政第二任期后半段的议程高声呼吁。目前最有力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同样对温室气体减排态度积极。
中国的姿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2013年6月美中首脑会谈中,两国同意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2014年11月再次会面时,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在2030年前后不再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减排温室气体的同时,到2030年将替代能源比重提高至20%”。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提及具体时点并提出减排计划。这是自称与美国并列为两国集团(G2)的中国发出的信号: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议题不能再有所忽视。
韩国气候变化政策是否改变引发关注
这一全球趋势的高潮是今年年底举行的巴黎气候变化公约缔约方大会。预计将出现继2005年《京都议定书》体制之后、全球共同参与温室气体减排的新气候体制。
但韩国政府近期公布的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方案,内容却是放宽李明博政府时期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韩国政府这一与国际趋势背道而驰的政策将得出怎样的结论,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