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首例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确诊患者从5月12日至17日辗转就诊于共4家医院。在此期间,MERS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最终导致如今韩国深受MERS困扰。专家指出,若1号患者去过的医院中有一家进行了疑似病例申报,如今这样的MERS事态本可避免。其中,卫生当局未及时向医院下达指引是首要责任,但也不能排除医院担心营收下滑等而回避申报的可能性。
问题在于,即便医院不愿申报从而引发如今这样的国家灾难事态,医院所受的处罚也仅是2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十多年前更只有50万韩元。由于罚款过低,在实际审判过程中法院考虑前后情节后,连这点罚款也会减少。事实上,2010年以后因未申报传染病而受罚的7名医生中,有6人获得宣告缓期处分。轻描淡写的处罚标准,实际上导致了初期应对不足。
专家指出,形成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处罚标准,是医生深度介入医疗政策制定过程的必然结果。专门从事医疗诉讼的律师申贤浩回忆了20年前作为传染病预防法修订审议委员参与其中、强化处罚标准的要求却未获通过的经历。申律师回忆说:“当时委员会的委员中只有我一名律师,其余全是医生”,“我主张传染病一旦爆发可能成为国家性灾难,应加重未申报的处罚并加强申报时的补偿,但当时包括医生在内,连韩国保健福祉部的职员也反对。”他反问道:“即便发生痢疾也让医生把病历写成大肠炎,医疗机构如此培训医生,这是医疗界公开的秘密”,“在医疗政策由医生决定的结构下,怎么可能对医疗机构严格追责?”
这种结构至今依然。政府为审议、议决国内传染病政策于2012年设立的传染病管理委员会,全体20名委员中有10名是医生。决定医疗政策的委员会中,医生占据过半席位。政府方面的2名人士也持有医师资格。
对此,部分意见指出,保健福祉部陷入某种失败主义,自行丧失主导权。即因无法主导医疗领域政策制定而依赖医疗从业者。从保健福祉部公开的外部委托和物品采购合同资料看,不仅是国家层面的疾病管理政策,就连并非以医疗专业性为核心的政策,也时常由医院包揽研究。例如,研究构建自杀危机紧急电话统合应对体系方案的是明知医疗财团,而对韩医专科医生制度实施情况的评估方案,则由当事方韩医学会在研究。
申律师指出:“若政府将医疗政策主导权交给医生而放任不管,对传染病这类国家灾难事态的控制与管理就不可能实现”,“至少在传染病方面,国家必须能够发挥控制塔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