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5-31 | 김윤경한국경제연구원부연구위원

[时评] “一站式法”要发挥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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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竞争力削弱、内需低迷与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导致销售额下滑、生产率下降却仍维持的过剩设备、新增投资能力减少。这些仿佛是我国当下经济的移画印花,实则是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的评价。1999年,日本政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决定对企业的业务重组给予全面支持。这就是在韩国以“一次性法”更为人知的业务重组支援特别法所对标的产活法(产业活力法)。原本为4年期限时法的产活法,随着经济结构变化而延续,至今以产业竞争力强化法的形式运行。它与安倍经济学相结合,正成为日本企业复活的基础。

因优惠争议已令人担忧将成一纸空文

产活法最大的意义在于政府关注到了企业层面业务重组的局限。企业必须整理生产率和收益性下降的业务,但很难自发作出缩减决定。除了在整理过程中被贴上失败的烙印之外,若考虑到坐享反射利益的竞争企业,业务重组更会被拖延。错过先发时机而产生的企业不良,会使社会必须承担的成本急剧增加。要把国内低效配置已经固化的资源转移到生产率高的地方,就需要多方参与,而非一家企业、一个产业。因此日本政府通过向企业提供激励,承担起加快业务重组速度、扩大其规模的作用。

5月27日举行了业务重组支援特别法听证会。对于业务重组必要性形成共识值得欢迎,但内容未达预期。虽称提供Commercial Act和MRFTA的程序性特例,但核心内容早早陷入优惠争议而未被纳入。令人十分担忧,这样下去最终法案是否只剩空壳。对一般法上需要改善的条款承认例外,不能称之为优惠。典型的是股份收买请求权,与欧洲或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不同,在反对股东可在市场上卖出股票的上市公司也被无条件适用。正如去年Samsung Heavy Industries与三星工程的案例所示,它实际上正在使企业合并流产。放宽只在我国存在的控股公司对曾孙公司持股比例限制,同样并非过分要求。而且所有支援措施均以政府批准为前提,可以防止滥用。

要不成为优惠,支援对象就必须是“推进未来具有收益性业务的任何人”。正如过去业绩不能成为批准标准一样,企业规模也不应成为限制。区分中小企业或大企业而对法律适用设限,既不符合立法宗旨,依赖规模的政策阻碍企业成长的例子也已足够多。仅限定适用于特定产业同样不妥。要最大化特别法的经济价值,就应对具备认证要件的业务取消门槛。与产活法一样,为引导企业积极参与,也应同时提供减免登记许可税、排除寡头股东间接取得税等税制激励。

应成为帮助企业“取舍与集中”的政策

对我国经济的担忧正以数字变为现实。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已难以确保达到3%区间。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预测,若不伴随结构改革,也可能下滑至2%区间。要重新夯实经济增长基础,恢复企业竞争力必不可少。在企业自身努力的同时,也需要对政府角色进行新的思考。不是像过去那样事后管理企业不良、救助特定产业的政策,而是为企业先发且富有活力的业务重组开路。因为这条路既会带来就业扩大,也会带来家庭收入增加。期待以日本产活法为地图的业务重组支援特别法,也能像企业所得回流税制那样显现出政府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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