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中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外汇危机中加深了不平等 卢武铉政府也因意识形态冲突……未能推行真正的福利
李明博时期重视增长,但社会保障预算反而大增 现政府福利成败,取决于增税等问题的解决
韩国是发达国家吗。
若按反映物价水平的购买力平价指数计算,韩国按购买力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万美元,逼近日本的3.5万美元。以常被用作体现民众生活质量与发展程度指标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来看,在可获取数据的186个国家中,韩国排第12位,日本排第10位。
作为日本代表性比较政治学者的作者列举统计数据,将韩国定义为发达国家。
他承认发达国家的定义较为模糊,并把“高度工业化、经济富裕且生活水平较高的民主主义国家”称为发达国家。
然而韩国的相对贫困问题正日益严重。
以2012年为准,体现非正规劳动者比例的合同制就业率为27.3%,略高于经合组织平均值24.65%;短期就业率为24.4%,相较平均值30.4%也属相当好的水平。
65岁以上高龄者的基尼系数为0.405,相较经合组织平均值0.283,仅好于智利;相对贫困率为0.47,相较平均值0.119处于最末位。
《发达国家韩国的忧郁》展现了已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正面临严重不平等与相对贫困这一“发达国家病”的状况。作者并未止步于呈现当下状况。他从迈入发达国家之前的金大中政权开始,直至李明博政权,以他者立场客观分析为解决不平等与贫困问题所选择的各项政策,消除我们此前存在的误解,并指出现政权朴槿惠政府应走的道路。
金大中政权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这一危机中诞生的政权。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金大中政府尽管是进步政权,却因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而受到批评。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过程中,随着解雇条件放宽和派遣劳动制引入,终身职场的概念消失,中产阶层减少,不平等与贫困加深。
在此环境下,金大中政权在推进经济自由化的同时,追求将劳动与福利相结合的生产性福利。金大中政权将所有医疗合作组织整合为全民单一组织,目的在于消除组织之间的差距、使给付内容均等化。
还实施了不以年龄区分、就业与否、劳动可能性为条件的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制度。即一方面追求经济自由化,一方面推行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保障政策。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约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无疑是推动经济自由化的原因,但作者主张金大中政权并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忠实仆人。因为他判断,此类政策推进源自将经济自由化与社会保障政策视为一体的前总统金大中的意志。
然而由于进步与保守的意识形态对决,金大中政权下走向福利国家的举措,与经济改革一样以未完成的改革告终。卢武铉政权同样以进步政权的评价登场,但因推进韩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受到“打左转向灯却右转”的批评。
卢武铉政权期间民间医疗保险扩张,市场规模从2003年的6万3453亿韩元增至2007年的11万1878亿韩元,增长76.3%,医疗保险的盲区也在扩大。
作者认为,由于社会共识不足、意识形态冲突等原因,未能推行真正的福利政策,但同时指出前总统卢武铉与金大中一样,认为经济活动自由与社会保障扩充可以并行。
在否定前政权的基础上登场的李明博政权,将目标定为通过实现较高经济增长而非分配来使国民经济富裕。
还推进了医疗服务产业化与健康保险强制指定制度。
然而作者表示,试图将社会民主性质的福利改革转向自由主义路线的努力,因缺乏大众支持等原因几乎未能实现。相反,长期护理保险以及鼓励次贫阶层就业的劳动奖励税制自2008年起实施。结果,李明博政权之后社会保障相关预算增加了一倍。
就此,作者表示,姑且不论这是否是李明博政权所希望的道路,认为李明博政权下推进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差距扩大,是一种误解。因为尽管有雷曼事件,李明博政权下不平等与贫困程度相对有所缓解。
作者强调,过去15年的历史表明,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政权那种萎缩的社会民主主义无法解决严重的高龄者贫困、青年就业难等问题。
同时他指出,对于以生活保障型福利、普遍主义福利为旗帜登场的朴槿惠政权而言,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增税等国民负担问题。作者预计,能否解决这一问题,将左右韩国社会的未来。
作者表示,韩国陷入萎缩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因为共识不存在、进步与保守的意识形态对立极为激烈,唯有克服这些问题,韩国政治的忧郁才能摆脱。1.5万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