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韩国更早陷入超高龄社会陷阱的日本,在韩国国民年金资产运用过程中很早就遭遇了韩国如今面临的问题。
数十年来一直承接日本政府无节制发行国债的日本公共年金(GPIF),由于资产运用过度集中于超低利率国债,跟不上高龄人口激增带来的年金支付速度,早在2009年就出现了积累金减少的局面。2013会计年度(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支付给年金领取者的金额达50.5万亿日元(约460万亿韩元),史上首次突破50万亿日元,而保险费、税金及运用收益无法覆盖支付额,从积累金中动用的金额高达6.2万亿日元。自2009会计年度以来连续5年不得不出售持有资产来弥补缺口,陷入异常局面。
出现这种状况的一大原因是被称为日本版婴儿潮一代的“团块世代”退休,使年金领取者大量增加,但在长期萧条导致超低利率持续的情况下,将持有资产的相当部分投向国债也是主要原因。规模接近130万亿日元的公共年金,截至2014年3月国内债券投资比重为55%,虽未公开明细,但据悉其中相当部分投向了国债。比重降至60%以下还是安倍晋三政权上台之后的事,2009年3月国内债券比重曾高达73.94%。考虑到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2009年以来一直在1.5%以下持续下行、目前低于0.5%,公共年金的财政困境是必然结果。
在低利率下日本公共年金仍将资产集中于国债投资,是因为日本国债的安全性。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为应对与长期萧条交织、快速推进的老龄化,日本政府无节制发行的国债中相当部分由公共年金承接。在银行、保险公司、年金基金等国内机构消化90%以上国债的结构下,日本的国家负债截至去年年末已膨胀至约1030万亿日元。日本国家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目前超过230%,在全球压倒性居首。
在这种结构性局限下,安倍晋三政权去年启动了对公共年金运用的大规模改革,中长期将国内债券比重下调至35%,同时大幅扩大海外资产和国内股票的投资比重。不过,公共年金抛售国债之所以可行,是因为作为“安倍经济学”的一环,日本银行每年买入高达80万亿日元的巨额国债。第一生命研究所研究员熊野英生在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实质上就是日本银行买入公共年金抛售的长期国债”,“但日本银行最终承接的国债日后有可能显现副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