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星基金(Lone Star)方面针对韩国政府提起的逾5万亿韩元投资者—国家诉讼(ISD),将于本月15日开始首次庭审。龙星的纸面公司 是否属于投资者保护对象,以及当时韩国金融委员会延迟批准外汇银行出售的程序正当性,预计将成为核心争点。
● 龙星
“子公司属于韩比投资协定保护对象”
“外汇银行出售延迟造成损失,星塔(Star Tower)课税不当”
● 政府
“按原则无需保护没有实体的投资者”
“出售行政程序正当……对有实质所得的企业课税”
数万亿韩元官司,政府却缄口不言……密室主义受质疑
龙星对韩国政府提起投资者—国家诉讼(ISD)三年后,首次庭审将于本月15日举行。此前一直进行书面交锋的双方,当天将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会面,展开证人询问等激烈交锋。双方数十名律师上周起已集结华盛顿,全力做最后准备。在首轮庭审(5月15日至24日)中,将先听取龙星与韩国政府的立场,随后对双方选定的数十名证人进行询问,周末也不休息。
龙星于2012年11月提起诉讼,称因韩国政府延迟批准外汇银行出售及不当课税而遭受巨额损失,依据《韩国与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间投资相互促进及保护协定》(以下简称韩比投资协定),韩国政府应予赔偿。2013年韩国法务部向朴柱宣议员办公室披露的诉讼金额为43亿7800万美元。但据沈相奵议员办公室近期表示,龙星以汇率变动等理由将索赔金额增至46亿7900万美元(韩华集团约5万亿1000亿韩元)。由于涉及金额巨大,预计双方将围绕主要争点激烈交锋。在此背景下,政府对诉讼一切信息一律缄口的“密室主义”做法正受到质疑。
◇纸面公司是否具备诉讼资格=首先,本案本身能否成立的“管辖权问题”预计将成为第一个争点。本案原告为LSF-KEB控股SCA、星控股SCA等龙星在比利时设立的6家子公司。龙星通过这些子公司不仅投资了外汇银行,还投资了星塔、极东建设等。
问题在于,纸面公司是否能成为本案依据——韩比投资协定的适用对象。此前韩国政府将这些子公司视为纸面公司,并作出征税等行政措施。虽然韩比投资协定中没有关于纸面公司的明确条款,但预计韩国政府将以投资保护协定原则上无需保护没有实体的投资者为逻辑予以抗辩。
相反,龙星预计将如同在韩国国内诉讼中一样,主张比利时子公司是有实体的法人。此外,即使这些子公司被认定为纸面公司,由于韩比投资协定中没有排除纸面公司的条款,龙星预计将主张其仍可成为诉讼当事人。此类争点属程序性、形式性争点,若合议庭予以接受,韩国政府便可与其他实体性争点无关地胜诉。
◇是否以歧视性待遇使龙星受损=双方将更为尖锐对立的实体性争点,是龙星是否因韩国政府对外资的歧视性待遇而受损。龙星主张受损的有两点:延迟批准外汇银行出售,以及对星塔等出售收益的不当课税。首先,预计双方将围绕当时韩国金融委员会以龙星相关检方调查及审判为由推迟批准外汇银行出售的程序正当性尖锐对立。
龙星于2003年10月以1万3830亿韩元收购外汇银行51%持股,并于2007年9月与汇丰(HSBC)签约,约定以5万9376亿韩元出售该持股。当年12月汇丰提交了持股收购批准申请书,但政府未作出批准决定,2008年9月汇丰放弃收购,交易告吹。此后龙星于2012年以3万9157亿韩元将外汇银行转让给韩亚金融控股。龙星主张,因当局延迟批准,其损失约2万亿韩元。对此,韩国政府表示这是正当的行政程序。
其理由是,与龙星收购外汇银行有关的违法行为的司法程序需在一定程度上收尾后,才能批准出售。当时外汇银行涉及的两起相关审判为:△外汇银行低价出售渎职案(2006年12月起诉)△外汇信用卡与外汇银行合并时的股价操纵案(2007年1月起诉)。2008年4月,时任金融委员长全光宇表示:“首要的是消除法律上的不确定性,而在金融委层面寻找契机是有限的。”
对此,龙星在诉讼摘要书中指出:“韩国国内并无以出售方龙星相关事由延迟批准买方汇丰持股收购的监管标准”,“当时金融委的措施出于政治状况而非法律”。对此,韩国法务部课长金哲洙表示:“韩国政府的立场是,处理符合国内法和国际规范,平等且不具任意性。”
第二,在税务方面,龙星主张韩国税务当局就星塔及韩亚金融出售收益等课征8000亿韩元税款属于不当。对此,税务当局表示,课税是考虑到实质所得归属方等因素,而非以避税为目的的纸面公司,因而是正当的。
◇涉及数万亿韩元却是“黑箱审判”……裁决书也可能不公开=负责本案的韩国法务部、金融委相关人士以合议庭决定为由,对本案相关内容一律缄口。但根据ICSID规定,是否公开并非由合议庭决定,而取决于仲裁当事方的选择。问题在于,最坏情况下可能浪费国民数万亿韩元税金的审判全过程,却由少数几名负责人“黑箱”推进。“民主社会为之律师会”的宋基昊律师强烈谴责称:“尽管事关数万亿韩元国家预算,政府却垄断诉讼相关信息,固守密室主义。”甚至最终裁决书也可能不公开。按ICSID规定,裁决书原则上不公开,原告与被告可通过协商予以公开。也就是说,最坏情况下,不仅无法确切了解判决理由,甚至在不知政府如何应对的情况下,就可能以国民税金支付巨额赔偿金。朴议员主张:“为了对诉讼应对是否得当进行监督和制衡,即使在诉讼期间也应在有限范围内公开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