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企业结构调整促进法》修正案被评价为向前迈进了一步,因为它将监管当局此前毫无法律依据、以隐性和默示方式介入的“官治式结构调整”纳入了法律框架之内。韩国金融监督院此前一直以对金融机构进行稳健性监管为名义,事实上介入了所有企业结构调整。可以说,在经营正常化过程中,它充当了调解债权团之间、债权团与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的现实替代方案。但批评声也不少,认为其存在任意、随意介入的可能性,且如Keangnam Enterprises事件所示,容易受到政界外部压力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将韩国金融监督院介入的条件明确规定为“债权团50%以上赞成”,被解读为意在从根本上阻断金融监督院越权的可能性。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将金融监督院的调解内容全部留存记录,提高了介入的透明度。规定按债权额计75%以上、按债权人数计40%以上赞成才能通过金融监督院的调解方案,也被视为尊重债权团自主判断的举措。韩国金融委员会一位相关人士预计:“即便存在政界压力等情况,由于监管当局人员在会议体等场合的发言会留下记录,受外部压力左右的情形会比以往减少。”
然而,对于根深蒂固数十年的广泛官治惯例能否靠几条法律条款得到改善,疑问依然存在。某家商业银行的结构调整负责人表示:“很难想象会否决金融监督院提出的调解方案”,“必须继续经营的民营公司会因为一桩结构调整而与当局作对吗?”他还指出:“当局完全有可能避开债权团协议会等正式会议体施加压力”,“很可能使官治金融进一步恶化”。
另一方面,也有人担忧此次措施反而会强化当局的自保主义,导致必要的结构调整无法及时推进的反效果。即因Keangnam Enterprises事件已极度萎缩的监管当局,将更难按自己的判断行事。金融研究院研究委员金东焕指出:“在企业所有人自发的结构调整文化或通过私募基金进行的结构调整尚未活跃的状态下,当局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统筹协调确实是必要的”,“在下半年部分企业不良化可能性上升的情况下,当局的作用有可能被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