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国民年金给付率(收入替代率)上调至50%的争议过程中,与负责国民年金制度的韩国保健福祉部的意图相反,国民对国民年金的不信任反而进一步加深,出现了逆风。
这是因为潜伏在国民年金自身的种种问题一次性集中爆发。这也是保健福祉部以“保险费炸弹论”和“未来世代负担论”回应政界主张时所引发的意外副作用。
保健福祉部展开的反对逻辑是:即便按在野党主张上调名义收入替代率,实际给付率也不会上升,效果微乎其微;而且要提高收入替代率,就必须将保险费大幅提高至一倍,或者把巨大负担转嫁给未来世代。
尤其是重新抛出“基金枯竭论”成为祸根。即便不上调名义收入替代率、维持现状,如果不提高现行9%的保险费率,基金到2060年也难免见底。
由此,争议的火星溅到了意料之外的地方,长期在国民年金周边游荡并令其困扰的幽灵——“国民年金废除论”或“退出论”再次被唤起。
既然实际养老收入保障功能薄弱、积累基金又将枯竭、以后可能领不到,而且只会加重青年一代的负担,那就干脆借此机会取消国民年金制度本身。
本应致力于构建国民年金制度信任的保健福祉部,想扑灭眼前的急火,结果反而把火苗养得更大。
因此,为解决国民对国民年金的不信任与不安,有声音再次提出:需要像通过相关法律保障国家支付的公务员年金那样,采取以法律明文保障国民年金支付的措施。
关于以法律保障国民年金支付的讨论,可追溯至第二次年金改革(2007年)氛围开始成熟的2006年5月、参与政府时期柳时敏任保健福祉部长官之际。
当时柳时敏长官在与执政党和在野党就年金改革展开谈判时,尽管按当时的推算,年金基金将在2047年前后枯竭或陷入财政破产状态等最坏局面,他仍推动了由政府以法律保障年金支付、使国民年金参保者能够获得全额给付保障的方案。
然而该方案未能实现。取而代之的只是:保险费率维持9%不变,仅将收入替代率从60%在2008年降至50%,此后每年下调0.5个百分点,到2028年降为40%。不过,考虑到给付率急剧下降、养老收入保障功能被削弱,另为贫困老人引入了基础老龄年金。
此后,以法律保障国民年金支付的讨论未能继续推进,陷入沉寂。
六年后的2012年7月,亲朴(亲朴槿惠)核心人物、新国家党议员金在源向国会提交了明确规定国家对国民年金支付负保障责任的国民年金法修正案,以消除国民年金参保者的不安与不信任,该议题再次浮出水面。
金议员提交修正案8个月后,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所属新国家党议员于2013年4月与保健福祉部进行党政协商,决定在当年4月的临时国会上修改国民年金法,在法律中明确写入国家负责保障国民年金支付的内容。他们承诺,借此消除国民对国民年金耗尽的忧虑。
这份载有“国家保障国民年金稳定、持续支付”条款的修正案,经过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法案审查小委员会等程序,一路顺利走到立法门槛前。当时看来,只要没有大的争议,就会顺利通过常任委员会和全体会议。
然而,它遭到青瓦台和韩国企划财政部的反对而受挫。
政府态度强硬,称在国家财政健全性问题令人担忧的情况下,连国民年金也要保障支付是负担过重。
政府当局提出的逻辑是,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标准,国家的潜在负债(预计负债)可能会像雪球一样膨胀。
其理由是,国家债务比率上升会导致国家信用评级下降,而一旦如此,政府、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在海外筹资时就必须支付较高的加成利率,还可能对国际竞争力造成巨大负担。
为消除因基金枯竭而可能领不到年金的忧虑,政界提出的解决方案最终因政府强烈反对,在当年4月临时国会的法制司法委员会上未获处理,几近化为泡影。
后来在2013年12月的国会全体会议上,该条款被改头换面为大幅弱化国家支付保障义务的内容后获得通过。
原案中关于国民年金枯竭时“国家保障年金给付的稳定、持续支付”的表述,被改为“国家应制定并实施必要政策,使年金给付得以稳定、持续地支付”。
对于该条款,国会预算政策处提出意见认为,难以将其视为在国民年金财源不足时国家必须予以弥补的义务性规定。
预算政策处在《2014至2060年长期财政展望》报告中表示:“目前并不明确存在国家必须弥补国民年金基金赤字的义务性规定。”同时指出:“如果对国民年金法中的‘国家责任’作广义解释,为使年金给付稳定、持续支付而采取的政府对策,除(基金枯竭后)由政府弥补收支赤字之外,还可以包括提高保险费率等其他对策。”
这相当于提出了提高保险费的可能性,即政府并非动用税收来支付国民年金,而是可以通过提高现行9%的保险费率,向参保者征收更多保险费。预算政策处认为,由于不存在国家必须承担国民年金基金赤字的规定,因此也未将其计入国家债务。
对此,国会立法调查处的元钟贤博士强调,要提高国民年金的可信度、防止参保者因强制征收保险费而产生的缴纳抵触、并引导低收入阶层参保以消除死角地带,就必须将国家对国民年金的支付保障予以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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