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陈雄燮有改革意志。但下面实务人员的工作方式丝毫没有改变。金融公司再怎么恳求说这是不合理的指摘,只要负责检查的组长坚持说‘可能会受到监察院的指摘’,即便其直属上司金融监督院局长或高管出面劝说也无济于事。”(A银行高层高管)
韩国金融监督院的危机并不仅仅是Keangnam Enterprises的余波及由此产生的企业结构调整角色问题。2008年金融监管机构分立为韩国金融委员会与金融监督院后持续存在的身份认同混乱,以及日益增大的韩国监查院风险,正把金融监督院职员引向“按兵不动”的姿态。
金融监督院在陈院长就任后接连公布检查及处罚革新方案,力图转型为市场友好的“咨询式检查机构”。其宗旨是提高金融公司自主性,为金融改革助力。实际上这种方式的检查从去年年底已开始。
但市场评价颇为冷淡。因为只要韩国监查院掌握着金融监督院职员的命脉,金融监督院检查人员就很难在金融公司检查现场进行符合高层改革意志的灵活检查。B银行一位负责对外事务的高管表示:“每家金融公司特性不同,规制也完全有可以区别适用的部分,但金融监督院套用统一标准与尺度的惯例丝毫没有改善”,“虽说取消了从金融公司职员处获取的检查确认书,但很难说检查方式本身有了变化”。
金融监督院高层也认识到这一问题,表示今后将推动立法,即使发生金融事故,按原则进行检查的职员也可免责。但对于此类法案能否越过舆论与国会这道墙,持怀疑态度者众多。
与此同时,金融委员会的角色逐渐膨胀、金融监督院的领域不断缩小,也被指为金融监督院组织的本质性危机。这一自监管机构分立后开始的现象,在前任院长崔守炫时期金融委员会与金融监督院的不和之中更加严重。当时连金融监督院固有的检查及处罚权限也有相当部分移交给了金融委员会。由此,多达1800余名金融监督院职员未能在合适岗位上得到高效使用。
尤其在金融监管政策制定等方面,贴近现场的金融监督院的声音几近消失,金融监督院内部甚至出现“金融监督院沦为金融委员会的统计机构”这样自嘲的声音。金融监督院一位局长表示:“连唯一由金融监督院可以修改的实施细则,金融委员会也改为监管规定,抢走了金融监督院的角色”,“在监管政策上角色减少太多,年轻职员的监管政策开发能力和报告撰写能力也在不断下降,这一点我切身感受到了”。
问题在于,金融监督院组织的这类问题并非仅靠高层更替就能解决。任钟龙金融委员会委员长—陈雄燮金融监督院院长体制在“浑然一体”的包装下貌似平息了金融委员会与金融监督院的矛盾,但一旦主帅更换,内在矛盾随时可能爆发。
金融界认为,为纠正这种不正常的金融监管体系,最终围绕金融监管治理结构改革的讨论不可避免。金融当局一位前高级官员表示:“任委员长表示为了眼前紧迫的金融改革,不会讨论需要大范围作业的金融监管治理结构问题,但从本质性改革最终只能从监管机构治理结构改革入手这一点来看,显然需要为此展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