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国金融委员会计划以Keangnam Enterprises事件为契机,在企业结构调整促进法中确立韩国金融监督院介入不良企业结构调整依据一事,预计将引发“官治结构调整明文化”的激烈争议。/Seoul Economic Daily 资料图
金融当局以Keangnam Enterprises事件为契机,确定了在相关法律中明文规定韩国金融监督院介入不良企业结构调整过程依据的方针,预计将引发争议。一方面可能出现“官治结构调整明文化”的批评舆论,另一方面金融当局也可能对法律未特别规定的业务采取放手不管的自保态度。
27日,韩国金融委员会正与下月将代表提出法案的郑宇泽议员办公室等协商,以在企业结构调整促进法(企促法)中确立韩国金融监督院可以介入的依据条款。
金融委相关人士解释称:“正在研究设立条款,使企促法下企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在债权团要求时韩国金融监督院可参与债权机构间的分歧调解过程。”该人士还表示:“此前金融监督院没有参与债务重组过程的法律依据,只能通过非正式渠道充当调解者角色”,“今后金融当局若能参与正式会议机制,将可提高透明性与责任性。”
金融委制定该方案的原因在于Keangnam Enterprises事件引发的“官方主导结构调整”是否合法的问题。韩国监查院在近期关于Keangnam Enterprises结构调整的审计报告中指出:“金融监督院在毫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介入结构调整,无视了主债权银行关于大股东减资的主张”,要求对相关团队负责人予以惩处,并对韩国金融监督院作出注意处分。根据韩国监查院报告,金融监督院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可以介入的业务仅有两项:选定主债权银行,以及在债权团协商启动程序之前请求暂缓行使债权。若完全遵循这一原则,对于结构调整的核心——债权人间分歧调解及重整方案制定等,金融监督院将无从插手。
因此,金融当局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制定法律依据条款,使金融监督院可以发挥调解者作用。因为若金融监督院按既有惯例默默介入结构调整,可能再次遭到韩国监查院惩处。
然而,若把当局的介入写入法律,围绕副作用的争议在所难免。首先,很难确立适当程度的介入依据。若对金融监督院的角色作宽泛定义,可能引发官治争议;若界定过窄,则可能出现当局无法发挥必要作用的情况。某商业银行企业结构调整负责高管表示:“此前Keangnam Enterprises事件并非制度问题,而是运用问题”,“若因这一起事件而修改法律,反而可能产生更大的副作用。”
法律界也认为存在较大的法律争议空间。A教授(法学系)指出:“如果不具体明确金融监督院介入的要件及其效力,就有违宪之嫌。”韩国法务部相关人士也表示:“若明文规定金融当局介入的相关条款,恐将违背最小化当局介入、最大化民间自主性的既有债务重组原则”,“今后具体法案内容出台后将提出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