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律师协会会长河昌佑作为防止“前官礼遇”对策的一环,退回了前最高法院大法官车汉成的律师开业申报材料,并要求大法官候选人朴相玉承诺将来从大法官职位退任后放弃开业。河会长似乎认为,韩国“前官礼遇”问题的象征就在于大法官退任者作为律师所进行的过度追求利润的活动。另一方面,根据2014年8月首尔律师会对所属律师的自行调查结果,10名律师中有9名以压倒性意见认为存在“前官礼遇”现象。前一年的调查结果也几乎相同,韩国大法院2014年面向国民实施的舆论调查中,回答存在“前官礼遇”的比例也与律师相近。
未曾经历封建制,因缘主义显现
关于“前官礼遇”的大量讨论、国民的普遍认同,有必要揭开这种现实的表层,仔细审视这一问题。因为对此更为认真、客观和均衡的考察,恰恰能够给出解决之道。
首先希望纠正关于“前官礼遇”的一个误解。“前官礼遇”绝不局限于法律界。在我们许多行业领域,此时此刻都在广泛发生“前官礼遇”现象。高级公职人员退职后转任下属机构或旁系机构的“空降”人事,其根本就在于这一现象。除此之外,取得税务师、法务士、关税士等专业资格的许多公职退职者,对自己过去的工作单位拥有强大话语权的情形也十分普遍。只是处理国民生命、人权、财产的法律界,公正程序的运作极其宝贵,而“前官礼遇”使之被扰乱,因此其副作用更加赤裸地凸显出来。
由此可见,“前官礼遇”绝不是像一阵风那样一过而去的,也不是局部现象。是的,我们在历史上从未经历过各种地方社会势力相互竞争的封建制。在漫长的岁月中,只要投身以君王为顶点的官僚组织,自身与子孙的安宁便得到保障。其结果是,人员构成单调、重视人际连结的封闭而停滞的传统文化发挥了力量,因缘主义猛烈显现。“前官礼遇”正是这种因缘主义形态的一部分。
以这种理解为前提,就可以明白“前官礼遇”绝不是能够轻易纠正的问题。在我们拥有一个比个人因缘更重视整个社会公正与正义的社会体制之前,“前官礼遇”绝不会离我们而去。
并非不能理解河会长的尝试。但不应仅止于轻易相信阻止大法官开业做律师就能找到解决“前官礼遇”的线索。
应持续努力改变文化土壤
对于最早在50多岁后期、否则在60多岁初期就从大法官职位退任的人,强求其过无所事事的失业生活是过分的。所谓大学的讲座教授说来好听,看看其实情吧。在没有努力构建像美国那样将大法官设为终身职、或像日本那样可工作至70岁退休年龄的制度性安排的情况下说出那样的话,是否在宪法上也真正妥当,令人存疑。
总之,必须不断进行改变我们社会整体面貌、寻求制度性补充、改变文化土壤的殷切努力与尝试。到那时,“前官礼遇”才勉强得以消解。而且只有到那时,我们才终于跻身受到世界尊敬的先进国家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