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05 | 박성호

[Seoul Economic Daily专访] 黄永基,韩国金融投资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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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资本市场的过度监管必须打破,业界不健全的营业惯例同样必须打破。只有恢复客户信任、增强资本市场的能力,才能突破金融产业的危机。”本月2日,在首尔汝矣岛韩国金融投资协会进行的采访中,黄永基(见图)韩国金融投资协会会长强调,金融产业,尤其是证券和资产管理业界当前最需要的是“二破三立”。黄会长曾在2月强调,金融产业要克服危机,需要“不破不立”(不破除陈旧之物,就无法立起新事物)的姿态,因而受到关注。他指出,银行方面收益率日益下滑,同时面前还有“金融科技”这一新的挑战者,而保险业界则有国际会计准则(IFRS)4第二阶段适用这一台风在等着。虽然股价上涨、加上去年实施的结构调整使情况略有好转,但在他看来,证券和资产管理业同样处于危机局面。

二破三立是不破不立的具体实践方案。须破除的两点是业界不健全的营业惯例和政府的过度监管。而须新确立的三点,是客户信任、资产运用能力,以及通过这些成为创造国民幸福的产业的地位。

黄会长强调:“放宽监管也要并行推进,但我们业界自身也应先行反省,通过自净努力优先挽回失去的客户信任。”“同时强化资产管理公司的能力,把更高的收益回馈给客户,资本市场就会获得认可、得以立稳。”

就任金融投资协会会长两个多月,黄会长忙得不可开交。他不停地会见会员公司、金融当局、国会相关人士等。为此,协会职员们甚至半开玩笑地抱怨,会长太忙,连汇报工作的时间都没有。通过这些努力,业界的诉求已全部传达给当局,并在许多方面形成了共识。他特别自评称,经过去年和今年年初,围绕资本市场的相当一部分监管已得到改善。

因此他强调,现在是在更大框架下思考更根本问题的时候了。黄会长的视线落在了资本市场统合法上。他惋惜地表示,现行资本市场统合法已过度变形为以监管为中心。也就是说,起初并非如此。2009年起施行的资本市场统合法,制定当时是以“负面清单式监管”和“原则导向(principal based)监管方式”为基础制定的。但经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以自律性、多样性与创造性为核心的Capital Markets Act被附加了各种监管,变形为“正面清单式监管”和“规则导向(rule based)监管方式”。

负面清单方式是原则上允许、例外禁止,即除被禁止的项目之外什么都可以做。相反,正面清单方式是原则上禁止、仅允许例外,除法律列明者外均不得为之。此外,黄会长提到的“原则导向监管方式”是只提出原则、凡符合原则的行为均予允许的监管方式,而规则导向方式则是对行为作出具体指示。

例如,原则导向方式如同棒球队教练只告诉选手“比赛前一天要把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这一原则,而实现它的各种方法交由选手自行决定。但规则导向方式则是“为了把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不要喝碳酸饮料,要控制饮食”这样,对选手的每一个行为都加以强制。黄会长表示:“资本市场统合法的精神是参照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法律体系制定的,但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内指出了资本市场的风险,众多施行令和施行规则被附加上来,相当程度上被扭曲了。”“业界已回归初心、有自我做好的意愿,因此应回到当初英美式的法律体系。”

他还指出,作为近来业界最重要议题之一的“金融商品课税制度”也须修整。尤其强调有必要引入对长期持有的税制优惠。他认为,既然养老生活规划是中产阶层的重大课题,对持有至少10年以上的长期资产就应减税。他说:“应提供引导基金长期持有的税制支持。”“希望政府正在推进引入的个人综合资产管理账户‘ISA·IWA’能设计得更宽松一些。”

目前在英国和日本等国施行的ISA·IWA,是通过特定账户向基金或存款等金融商品投资一定金额时,对由此产生的分红或收益给予免税优惠的制度。各施行国之间略有差异。英国主要面向低收入群体施行该制度,因而设有收入限制。但日本是以激活资本市场为目的引入的,只有年龄限制,没有按收入设定的限制。黄会长表示,要让ISA·IWA真正得以施行,加入资格就应像日本一样不设限制。黄会长解释说:“无论是年收入1亿韩元还是1.5亿韩元,通过社会共识制定加入标准也无妨,但可能的话最好像日本一样不设加入限制。”“因为对我们的经济来说,低收入群体固然重要,中产阶层也必须一同壮大。”

同时,他主张需要能够带动基金课税体系根本性改革的综合税制改革。原因是国内间接投资市场急速成长,税制却跟不上。实际上,2004年底国内基金净资产规模为190万亿韩元,而去年底增至376万亿韩元,接近翻倍。在这种情况下,与金融商品相关的税制仍存在漏洞:国内基金与海外基金的课税标准不同,对亏损课税也违背税收公平性。他说:“因税收而出现投资扎堆、产生更高风险,这是个问题。”“应与间接投资规模相称地简化税制,使投资者能自由投资国内外投资商品。”

对于有人指出目前证券、资产管理公司数量过多,黄会长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但认为不应有政府介入,反而可以依市场功能逐步实现整理。国内证券公司数量目前为59家。经过去年活跃的并购,比上一年减少3家。资产管理公司则有80多家混战,竞争激烈。当然无法界定“适当规模”,但差异化、专业化程度不足的“中间型玩家”过多,是业界的苦恼。黄会长表示:“投资者喜欢的销售公司和管理公司会客源涌来,反之则会逐渐缩小规模或被淘汰。”他强调,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和2000年代随着政府放宽监管,市场自发出现活跃并购,当时美林、摩根大通、花旗集团等实现了大幅成长。

协会层面也在构想提升中小公司竞争力的方案。他首先提出,设立承担资产管理公司或证券公司非核心业务的“经营服务公司”或“共享管理服务(shared management service)”企业,以支援因成本而经营困难的资产管理公司。此外,也在探讨证券公司成立联合证券公司,人事、财务等共同管理,各自按业务特性开展营业并分配利润,协会提供基础设施支持的方案。他说:“由协会主导说要引入并推行这些做法并不合适。”“如果企业有需求,可以积极支援,日本和美国也有以中小公司为中心的这类案例。”

He is…

△1952年 庆北盈德 △1971年 首尔高中毕业 △1975年 首尔大学贸易学系毕业 △1981年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 △1975年 进入Samsung C&T轻工业事业本部 △1982年 信孚银行亚洲业务副总裁 △1989年 三星集团秘书室国际金融组组长 △1997年 三星生命资产运用本部长、常务 △1999年 三星投信运用代表 △2001年 Samsung Securities代表 △2004年 友利金融控股会长兼友利银行行长 △2008年 KB金融控股会长 △2010年 车医科大学总括副会长 △2012年 世宗律师事务所顾问 △2015年 韩国金融投资协会会长

“年轻人啊,请做好回答‘Why me?’的准备

在挑战之前,狠下心准备好所需之事 要能说出“这件事我能做好”

“打工者成功神话”黄会长的寄语 韩国金融投资协会会长黄永基是从普通职员起步、成功成为韩国代表性金融人的励志人物。他在Samsung C&T开始第一份职业生涯,历任信孚银行东京总部副总裁、三星集团秘书室国际金融组组长、Samsung Securities社长、友利金融控股会长兼友利银行行长、KB金融控股会长等,往来于产业界与金融、证券领域,取得了巨大成果。

波折也很多。2008年他曾被内定为金融委员长人选,却因“三星集团特检”而落马;KB金融控股会长一职也因担任友利银行行长时期发生的衍生品投资亏损的责任问题,未能干满任期。但当时受到的处分,随着2013年黄会长在韩国大法院最终胜诉而彻底洗清。

出生于庆尚北道一个乡村却成就成功神话的他,能给为就业等问题苦恼的年轻人什么建议呢?他说,在挑战之前要狠下决心准备好挑战所需的事项,等到确信自己能比任何人做得更好时再行动。他断言,明明做不到比别人更好却要出面承担那件事,是给他人“添麻烦”。因此他对当下生活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个嘱托:要做好回答“Why me?为什么必须是我?”这一问题的准备。黄会长说:“比如求职面试时被问到你能做什么,你就应准备好回答,我能为您做这件事。”“不能说什么都能做。”

这一点原原本本体现在黄会长的人生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黄会长打破所有人预想被选任为KB金融控股会长。当时黄会长在各方面都处于不利。他投身竞争时,很多人都说这是不必打就知结果的胜负。但黄会长有信心,因为他能说清自己为何更有能力担任KB金融控股会长。下定决心后,他只带着一部手机去见KB的外部董事,并一一说明自己为何能比竞争者更好地履行KB金融控股会长职务。竞争激烈,一直进行到第三轮,他在最后一轮获得9票中的5票,登上会长之位。黄会长当时向听了他的话并选择了他的董事们表示了感谢。他强调:“因外部因素被赶走无可奈何,但挑战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在对某件事下决断时,要问一问我能不能把那件事做好。”

关于给自己孙子赠送股票一事,黄会长也从与外界评价不同的角度作了说明。这虽与资本市场的未来有关,但他说更重要的是想从小进行经济教育。他说:“等孩子长大一些后,跟他们讲讲自己持有的股票或基金,他们就会对那家公司和基金产生兴趣,彼此也能交流。”“比起送进高档幼儿园把孩子培养成平均水平,给他们买定投基金要有教育意义得多。”

摄影=记者李镐宰

对谈=李鹤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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