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槿惠总统去年在青瓦台举行的监管改革会议上,亲自在白板上绘制图表和图示,说明监管改革的重要性。/Seoul Economic Daily资料库
全球50大金融科技企业中韩国一家也没有
监管只要达到经合组织平均水平 经济增长率就提高0.3个百分点
摆脱以件数为中心的改革 尽快处理国会滞留法案
还应考虑监管总量制等
韩国去年按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的经济规模居世界第14位。政府是否发挥了与经济规模相称的作用?世界经济论坛(WEF)去年公布的韩国政府效率排名为第104位。与同为信息技术(IT)强国的印度(第52位)相比,可谓黯然失色。细分项目更甚。政府监管带来的负担排在第96位,比材料零部件强国德国(第55位)低了41位。甚至远远落后于赞比亚(第35位)、乌干达(第42位)等非洲国家。有人批评说,这显示以监管为先的政府正在蚕食韩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作为下一代增长产业的金融科技从起步阶段就已落后。全球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今年公布的全球50大金融科技企业中,韩国企业一家也没有。有批评指出,很大原因在于政府以保护个人信息等为名义,在很大程度上堵住了IT企业的出路。世界顶级IT强国韩国,在以此为基础绽放的金融科技市场上却成了后来者。
LG经济研究院责任研究员文贤相表示:"技术变化速度越快、融合复合趋势越强,就越容易出现与现实不符的监管,企业竞争力也因此容易被削弱","应努力提高监管的可预测性,营造让企业能在新产业中脱颖而出的环境。"
◇仅减少监管经济增长率就提高0.3个百分点=截至去年底,韩国登记监管件数为1.4927万件。从2009年的1.2905万件增至2013年的1.5269万件,每年平均增加591项监管,朴槿惠总统称监管是"癌块"并推动改革,但过去一年减少的监管仅为342项。
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政府的监管都很高。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每五年公布的与企业活动和促进竞争相关的商品市场监管(PMR)指数看,韩国在全部34个成员国中排在倒数第二,最为落后。不仅远逊于产业强国德国(第26位),也远远落后于日本(第6位)。现代经济研究院政策研究室长金东烈指出:"监管只要降至OECD平均水平,经济增长率就可上升0.3个百分点","把不能做的事一一列举、只让做可以做的事,这种正面清单式监管方式很难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
◇能救经济的服务业监管法案被国会卡住=在内需产业中占很大比重的服务业监管也很严重。据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统计,政府作为下一代增长点培育的金融、软件、保健医疗、教育、观光等七大服务业的监管,截至今年3月共2544项,反而比去年2月(2199项)增加了345项。与制造业相比更为恶劣。服务业监管总数为3601项,达到制造业(338项)的10倍水平。
问题在于,政府未能理清服务业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利害关系,导致企业错失进入市场的时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远程医疗、无有害设施之忧的特级酒店在学校周边设立问题就是代表性事例。在相关部门只看业界和学界眼色的同时,竞争力已在逐步下降。
国会也未能打开通路。为促进服务业发展而提出的服务产业发展基本法、观光振兴法、FINANCIAL INVESTMENT SERVICES AND CAPITAL MARKETS ACT等仍滞留在国会,法案通过遥遥无期。韩国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李丙基指出:"服务业创造的就业岗位约为制造业的两倍","政府和政界有必要说服在教育、医疗等主要服务业中反对监管改革的利益团体。"
◇执着于数量的监管改革也须整改=对于每年公布监管数量增减的现行方式,要求改革的声音也很高。因为负责监管的公务员为了做出成绩,会先取消容易取消的监管,而对利害冲突、真正应当剔除的"大块"监管则不动分毫。最近作为未来型汽车备受关注的自动驾驶汽车就是典型例子。由于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与韩国国土交通部、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等相关部门的利害关系交织,相关监管迟迟未能调整,国内企业至今连道路行驶都无法进行。某政府部门的监管改革负责人表示:"比起取消业界需要的1项监管,取消已成为一纸空文的10项监管更容易计入业绩","用这种方式,现场感受不到监管改革。"
也有意见指出,应考虑像英国那样,按新增监管所产生的成本等额放松其他监管的"监管成本总量制"作为替代方案。产业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员白雄载表示:"监管成本总量制是指在制定对企业构成负担但对社会整体有益的监管时,相应地减少其他监管,使总量不再增加","不应只看取消了几项,而应从监管需求方的立场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