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危机之后,历届政府的放松管制都是与阵营无关的一贯基调。信用卡危机、储蓄银行事件等,每次都因错误的放松管制而遭受后遗症,但对此从未有过一次检验。放松管制固然必要,但首先需要准确评估,取消管制是否真的能提高经济效率、提升企业竞争力。”(亚洲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崔熙甲)
外汇危机之后成立的金大中政府大力推行信用卡鼓励政策,意图通过刺激消费提振内需并捕捉隐形税源。核心内容就是放松管制。先是废除了信用卡公司信用销售占比须达到总贷款额40%以上的规定,继而连每月70万韩元的现金服务使用上限也被取消。
总统直属的管制改革委员会允许信用卡公司“街头揽客”,是放松管制的极致之作。没有收入的失业者、大学生,甚至以死者名义也能发卡。仅因这种放松管制而产生的信用不良者,2003年就多达372万人。最终,当时业内第一的LG信用卡因无法承受雪球般膨胀的不良资产,遭遇了被出售的不幸命运。
这并不仅限于信用卡危机。引入管制总量制的卢武铉政府在2005年放开了储蓄银行的贷款限制。放松管制的初衷是活跃平民金融,但摆脱管制束缚的储蓄银行没有做平民金融,而是投身项目融资(PF)投资。储蓄银行无节制的PF进一步吹大了住宅市场泡沫,泡沫破裂后,在李明博政权时期接连倒塌,损失完全由国民承担。
正因如此,面对近来再次席卷韩国社会的放松管制热潮,担心此类先例重演的声音很高,即过于偏重强化企业竞争力的一味“放松”。专家尤其指出,近来成为焦点的首都圈放松管制需要慎重对待。
汉城大学教授金尚祖表示:“应顺应时代环境变化,放松陈旧僵化的管制,引入新的必要管制,以提高整个规制体系合理性的方式推进管制改革”,“首都圈放松管制会带来什么成本与收益、需要怎样的事后管理,似乎在没有体系性框架的情况下推进,令人十分担忧。”正因如此,有观点指出,为筛选出需要放松的管制以及事前防止市场失灵的管制,必须建立准确衡量管制政策效果的体系。否则,包括首都圈管制在内的安全管制、环境管制、抑制课外补习的政策、共同成长管制等必要管制,都可能成为盲目放松管制的牺牲品。亚洲大学教授崔熙甲说:“管制就像红绿灯。红绿灯对个别驾驶者来说确实不方便,但正因如此事故才更少”,“要放松管制,首先必须做好准确计量政策目标与结果的效益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