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公务员年金之后,劳动市场改革也面临搁浅危机。自去年9月至今年3月底,就劳动市场结构改善进行了六个月讨论的劳资政对话,在毫无成果的情况下超过了谈判时限。原因在于,必须彻底改革落后的劳动市场结构这一大妥协精神已无踪影,各方只是在重复自身主张。虽然表示今后仍将继续对话,但各改革议题上立场分歧较大,戏剧性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不明朗。即便达成协议,也有人预计分歧较大的事项将被剔除,最终只会停留在低水平的妥协方案上。这不过是为躲避“空手而归”指责的权宜之计。
继公务员年金国民大妥协机构之后,劳资政委员会谈判也陷入危机,最大原因是集团利己主义。虽在国民压力下坐上谈判桌,但公务员一方与工会一方都只执着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甚至有声音称,资方也是抱着维持现状亦无损失的认识参与谈判。如此一来,怎能进行真正的对话并取得成果。
社会对话是指就克服经济危机的方案等社会议题,由劳资与政府而非国会共同商讨、寻找共识。荷兰的瓦森纳协议、德国的哈茨改革是具有代表性的成功案例。这些都是劳资双方不拘泥于既得利益、相互让步才得以结出成果。但正如劳资政谈判所显示的,在韩国社会对话并未正常运作。原因在于社会信任度依然偏低,尊重共识的文化薄弱。在这种情况下,期待通过社会对话顺利解决政策议题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政府不能只充当调解人或裁判的角色。
目前我国的经济条件已不容许无限期等待劳资妥协。现在是考虑由政府自行制定方案并说服国会的时候了。有必要牢记,欧洲社会对话的成功,是在劳资让步的同时还有政府强有力的领导才成为可能。2003年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也是抱着可能作为政治家失败的决心推动劳动改革并取得成功,才造就了如今的德国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