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环境正在迅速变化。低增长态势固化,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进步不断出现,经济创造就业的能力随之下降。产品需求的流动性和波动性扩大,企业对外包和分包的依赖增强,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基础被削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与不具竞争力的企业之间差距正在扩大。老龄化也在急速推进。
劳资代表固守既得利益,妥协前景存疑
劳动力市场上“体面岗位”不足的问题加剧。青年层就业难尤为严重。近期青年失业率已超过11%,而这只是非求职无业者快速增加所指向的就业问题浮出水面而已。显示(有工会的)大企业正式职工与其他劳动者之间雇佣条件差距的劳动力市场双重结构加深也是问题。在年功型工资体系下,劳动者在远未到领取年金之前就被迫退休。
劳资政委员会正通过社会大妥协推进劳动力市场结构改革。围绕普通工资、工作时间、延长退休年龄这三大当务之急,以及改善劳动力市场双重结构和扩充社会安全网等议题,正以3月底为期限尝试达成妥协。
妥协的成功将是构建新雇佣秩序的一大进展。就普通工资而言,仅明确立法规定一项,就可大幅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消耗性的司法纠纷。如果就引入工资峰值制等工资体系改善达成协议,将有助于缓解预计会把青年层推向就业悬崖的延长退休年龄法的副作用。这正是人们对委员会的努力抱有期待的原因。
但也存在担忧。首先,劳资代表是否有妥协的诱因值得怀疑。如果各主体无意放下既得利益,只就个别事项计算得失来处理,就难以在结构改革上取得进展。虽说承诺了大妥协,但如今既定期限就在眼前,传来的却只是讨论毫无进展的消息。
代表性方面也存在问题。例如,劳工界代表所代表的工会会员不足就业者的10%。缓解双重结构本应朝着改善弱势群体雇佣条件的方向进行,但难以期待非工会会员、非正式职工和未来一代的声音得到反映。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打着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旗号,只增加企业和政府的负担,或通过工会与经营界上层之间的交换式妥协,只扩大既得利益劳动者的好处,从而使双重结构进一步加深。
正如许多学者和政府经济部门指出的,双重结构问题与既得利益劳动者受过度保护有关。大企业工会强力保护会员,同时限制用人的灵活性,这助长了企业对外包和分包依赖的增加以及非既得利益者雇佣条件的恶化。据悉,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限制人事权,甚至把就业世袭给子女。这自然是违背效率与公平之举。
社会对话应用于细节协调
或许仅放宽派遣行业限制、罢工期间替代劳动的限制规定,由既得利益劳动者造成的僵化问题就能在相当程度上得到缓解。然而,很难期待通过社会对话出台这样的措施。
政府不应把劳动力市场结构改革仅交给社会对话,而有必要像德国哈茨改革那样,以公益代表方案为基础主导推进大框架的结构改革。社会对话可作为说服各利益主体、取得配合并协调细节的渠道来加以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