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飞跃与挫折岔路口的韩国经济,必须参照的案例正是日本和德国。两国人均国民收入都曾突破3万美元并达到4万美元,但如今处境大不相同。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依托日元升值,于1995年成为全球首个突破4万美元的国家,甚至威胁到超级大国美国。然而在经历"失去的20年"这一严酷长期萧条后,至今仍未稳居4万美元国家之列。相反,1990年统一之后似乎沦为"欧洲病夫"的德国,却革新经济体质,蜕变为"欧洲的动力之源"。结果,按2013年标准,德国与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为4万7205美元和3万9899美元,差距拉大到近1万美元。
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差异?专家们关注的是,面对经济危机是否开出了本质性、结构性的处方。LG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李枝平指出:"日本在产业结构调整等需要自我改革的阶段受阻","只有抛弃过去的成功模式,在包括国家政策在内的所有领域进行创新,才能期许未来"。
◇3万美元→4万美元,日本更快但德国更扎实=人均国民收入从2万美元升至3万美元所用时间,日本为5年,德国为4年,相差不大。但从3万美元到4万美元,德国耗时12年,是日本(3年)的4倍。乍看是日本领先,但从质量看实情不同。日本在2万美元时期的1987~1992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4.4%,而3万美元时期的1992~1995年则降至1.0%。相反,德国3万美元时期(1995~2007年,1.6%)优于2万美元时期(1991~1995年,1.2%)。在财政方面,日本达成4万美元时期的国家债务占GDP比重达91.2%,与稳定在65.4%的德国形成对照。
现代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李富炯指出:"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日元升值对收入提高的贡献超过80%,但最终遭到汇率的反噬,对外竞争力受损,加之老龄化和政策失误,坠入深渊。"
◇劳动、养老金改革 VS 政策失误与回避病灶=两国差距也是国家领导人领导力的差距。德国经济结构改革的成功,得益于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超越党派的卓越领导力。为克服10%以上的高失业率、低增长率以及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等问题,施罗德总理在2003年推出"2010议程",内容涵盖放宽解雇保护法适用范围、削减失业补贴、上调养老金领取年龄、为经济活跃化而进行的税制与财政改革等。
在统一过程中陷入困境的德国以2010议程为改革动力,实现了生产率提升,出口也成功从欧洲向亚洲等地多元化。现代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委员赵浩正指出:"德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2012年欧元区(使用欧元的19个国家)财政危机中仍展现出不动摇的地位,治愈"德国病"的施罗德发挥了绝对作用。"
相比之下,日本因经济政策混乱和国家领导人领导力漂流而自招祸端。财政政策直到1992年才启动,远晚于经济开始下行的1988年;在"失去的12年(1991~2002年)"前夕的1990年还犯下上调基准利率的错误。尤其是经济和社会领域结构调整不足是决定性因素。李研究委员诊断称:"若金融改革被推迟,资金中介功能就会弱化,可能招致流动性陷阱;若放任企业不良化,也会错失通过迅速结构调整让经济重获活力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