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人文学热潮兴起,但这是一个读原典者不多的时代。直到十多年前,大学课程里还有一门叫“名著阅读”的课。那是阅读并评论东西方文学、哲学、史学相关经典、培养思考力的一种课程。内容本身有意义也有趣,但也有人说,教学方法与高中时期教国语或文学的方式并无太大不同。因为不过是把研究者们可能在既有论文中谈到的对作品人物的观点、隐藏在故事里的多重含义一一背下来,用以准备期中、期末考试而已。一个学期这样过去,笔记便传给学弟学妹,或者以相当不错的价格卖给精明的“买家”。而放完假之后,从名著中获得的洞察早已无影无踪,脑海里只剩下极其日常的烦恼,填满了虚无的大学生活。
然而不知从哪一天起,人文学热潮开始刮起。说是读柏拉图、读孔子,心中的伤口就能被治愈。“不要再看美国自我管理专家写的《成功的习惯》之类的书,去从古今中外的经典中借取生活智慧”,这样的说法吸引了目光。不必看原典这一点也很有魅力。不必经历解读艰深原文的痛苦过程,就能理解经典所说的日常讯息,对读者而言是一种福气。既把权威经典按大众视角加以解读、同时又兼任心理咨询师角色的人文学导师们开始走红。
但大学方面大体上并不欢迎这种潮流。因为大部分“人文学导师”并不是占据既有人文学界堡垒的学者,而是评论家、小说家、“行动的人文学者”,即大多是在体制外展开自身逻辑的人。正如一度在1980至1990年代史学界,民间史学与学院史学的对决把学生的观点一分为二那样,代代相传既有观点与解释的专家,与在生态圈边缘持有自己独特视角的人之间,发生了利害冲突。两股势力很难相互协商。大学里的专业研究者希望通过“人文学振兴事业”持续同时实现学术严谨性与生活实用性这两种价值,但大众反应冷淡。反之,获得大众支持的人们则成为争论对象:人文学导师制究竟改变了我们社会的哪一部分,除了增加作家的版税和讲课费之外,还有别的效果吗。或许正因如此吧。两个阵营所生产的成果,能否成为在未来10年、20年后依然存活的内容,尚是未知数。
梳理与解读是一种权力。正因为有长期从事该领域的专家这一身份,才可能有此行为。初出茅庐的研究者忙于添加各种引用、列出参考文献。因为即使发出自己的声音,愿意倾听的人也不多。而在此期间,勇敢而堂堂的专家们有时会在文章中不加任何前人文献依据,就抛出“密涅瓦的猫头鹰”之类惊人之语。出道时期的阿兰·德波顿或浅田彰这样的发达国家人文学导师就是如此。有趣的是,他们是在学院与民间两股势力中都受欢迎的专家。也就是说,并非偏向任何一方的人。以人文学趋势之名浮上水面的人们,若想今后仍保有说服力,就必须思考他们的梳理与解读是否足够契合时代与环境。仅仅是“简易人文学”恐怕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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