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3-19

[金娜英记者的一日一识] 东道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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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见到一位经营学者。长期在美国留学的他说,自己正在寻找在经营学中彰显东方价值的路径。长期研究并购(M&A)的他为何突然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感到好奇。问其原因,他这样回答:“说到底,我们所学的大部分学问体系都是以西方思想为基础构建的,只要在这一思想的框架内思考,就无法摆脱他们的势力范围,这是我的看法。”这一指摘是对的。我们所接触的社会科学,大多其实是近代以后经由日本和中国翻译而来的概念在支撑思考的领域。或许有人会说,在全球化时代还谈什么地域主义,但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看,拥有怎样的思考框架也决定了能长到多大,因此这是不可忽视的指摘。

恰巧如今Tongyang与西方正围绕朝鲜半岛展开利害关系的角力。不久前美国就高空导弹防御系统即萨德(Thaad)在朝鲜半岛前沿部署一事前来征询。对此中国政府包括去年习近平主席拜访朴槿惠总统在内,先后四次表达“忧虑”。而作为另一张牌,中国提出了可比拟于过去“亚洲货币基金”构想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构想。这是强烈要求韩国作为其所构建金融生态圈一员活动的信号。曾一度被列强分割的受害者,如今又成为足以威胁他们的生态圈主导者,这一事实实在令人惊讶。

在前邻与侧邻争论之际,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非黑即白的选项。不能因为不喜欢就回避,也不能搬家。学者们轻松地说要带着“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生存下去,但说来容易。经济上依赖中国,军事上又不得不信赖美国的处境。要打破这一局面,正需要某种新的思维转换。

我想起了“东道西器”一词。这是19世纪末开化派提出的口号,主张重视Tongyang的哲学与价值,同时接受西方的技术与制度。事实上这一想法以失败告终。在美国、法国、清国、日本等纷乱地进出朝鲜半岛之际,我们的基本战略失去了基调,回旋空间小到只有按别人指使行动才能勉强生存。在谈判中总是只能倾听的不利格局下,我们迎来了国体受损的悲剧。或许正是因为缺乏在“东道”与“西器”这两种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及时运用的感觉,在连什么是好都难以判别的状态下被人一口吞下,想来令人悲凉。

据说弱者谈判时最重要的战略之一,是利用稀缺资源。当既无法主张互惠关系,也无法对谁施压时,利用自身的魅力、静观多方的竞争格局,才是最有利的选择。而即便这样做得好,也必须有坚定的自身立场、利益和视角。因此,希望如今能重新把“东道西器”这句话好好激活。

/iluvny23@sed.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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