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海外展开独立运动的强硬斗争路线与在国内筹备国家重建的温和路线绝妙地进行了角色分工,正因如此,光复后的大韩民国才能够发展起来。从同样的视角看,光复70年间,进步与保守阵营在实现民主主义和产业化方面也都各尽其责。”
洪一植(79岁,见图)韩国人文社会研究院理事长(前高丽大学校长)近日在首尔历史博物馆举行的友堂历史文化讲座“我的祖国,大韩民国”演讲中表示,光复后国家发展的基础在于韩国人的角色分工与力量凝聚,并作出上述表示。友堂是李会荣先生(1867~1932)的号,他在1910年日本强制吞并后变卖全部家产流亡满洲,展开独立运动,后被日本逮捕并遭酷刑致死。现任友堂纪念馆馆长、前国家情报院院长李钟赞是其孙子。
洪理事长强调:“人们把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描述为屈辱、黑暗的时代,但从历史学、韩国学的视角看,反而是一段值得自豪的抵抗史。”
他说:“在海外投身武力抗争的独立志士功劳巨大,但在国内忍受日本压迫、在教育、产业等各领域积蓄力量的从业者们的努力也不容忽视”,“这两种力量的积累成为光复后大韩民国实现超高速成长的基础。”关于对部分朝鲜人亲日行为的批评,他表示:“我认为,为了民族新的未来而进行的与日本合作,是另一种深思远虑(深入思考、长远考虑)的表现”,“在无条件斥之为亲日之前,有必要对该人物审慎地加以看待。”
洪理事长将殖民时期仍未丧失民族性、能够在历史变革中存活下来的原因,归结为我们民族积极接纳普遍价值的适应力。佛教从三国时代起被尊为国教长达1020年,却随着朝鲜建国迅速让位于儒教,近代基督教又几乎未遇抵抗地传入——这种在其他国家找不到先例的急速意识形态转换,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民族有着迅速把全世界的普遍主义当作生存手段加以接受的体质。
他解释说:“历史上具备道德正当性与逻辑合理性的文民统治传统,也成为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自然形成角色分工的动因。”
洪理事长表示“未来属于有准备的人”,并强调应把积累的力量集中于关键之处。他说:“近现代史经历了军事→经济→技术主权的时代,今后将迎来文化主权的时代”,“这是我们的年轻人应着眼二三十年后去承担的事业。”
他接着补充:“应提出能够解决信息化时代人性丧失与孤独问题的新思想”,“必须创造出把社会平等、资本效用性与人本主义核心——我们的孝相结合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