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3-10

[CEO专栏] 银行治理结构,并非结构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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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2月的一个深夜,首席执行官推荐委员会委员长吉姆·伯克为寻找新任首席执行官(CEO)人选,通过免提电话联系了住在同一栋公寓楼下的一个人物。这是关于当时因过去三年累计亏损160亿美元而陷入危机的IBM的故事。次月结算显示,该年度亏损达50亿美元。作为一周前被赶下台的约翰·埃克斯的继任者,路易斯·郭士纳就这样登场了。

事实上,郭士纳的职业经历与信息技术(IT)并无太大关联。他只是在饼干公司或信用卡公司主导重组,以此填满了自己的履历。

3月是股东大会季。主要企业都忙于改组经营层。不仅是CEO,外部董事也是换血对象。既有业绩不佳的原因,也有任期届满的情形。或许轮廓早已敲定,只剩股东大会的批准日程。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集团治理结构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因为相较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力,却没有实际掌控的大股东。因此金融当局也就围绕银行的治理结构委托外部机构进行研究,并以“最佳实践准则”之名持续表达意见。

会长或行长因风波而辞职,或遭金融当局处分,其间又常常出现围绕外部董事去留的争议——看到这些,治理结构的进化似乎尚未达到目标。

多数外部董事没有经营经验

最佳实践准则中究竟有没有正确答案?比如以当下的标准衡量,路易斯·郭士纳的案例反而可能被解读为退化。首先,郭士纳并非该行业的专家,很容易在初选名单阶段就被排除。程序也是问题。推荐委员会委员长私下联络,先询问其是否接受,然后推进引进。所谓透明的选拔程序和竞争过程都很模糊。

外汇危机之后,没有主人的金融公司为制衡经营层,大幅提高了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比重。奇怪的是,外部董事中教授、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很多。从企业经营的直接经验或多样性角度看,要让CEO感到紧张似乎还显得松散。

但我们的认知水平却是:质问董事会为何完全没有反对意见,不过是举手机器。许多外部董事无法在公司事务上投入足够时间。有门道的公司会提前说明议案并征求意见。如果目的是留下大量反对表决记录,那还不如不作事先说明,直接在会场抛出陌生的议案。

外部董事的推荐由公司提供实务协助。在这一过程中就渗入了CEO的影响力。理论上,作为上位机构的董事会来选出这样的CEO。细究起来,从外部董事的立场看,这与他们将要依靠的“择君”过程颇为相似。纵然口口声声谈独立性,董事会与自己选出的CEO相处融洽才轻松。当然,也可以用杂乱无章的提问为难经营层以提升存在感。若承认与经营层之间天然的信息不对称,那么对经营一线做“记事本式”的挑刺并非董事会的本质。

反复咀嚼郭士纳的案例,理想的董事会职能便容易梳理出来。董事会应要求CEO在组织内部培养继任者。连松树都会撒落松针,使周围的其他树木无法生长。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不可能不懂清除潜在竞争者的相生相克效应(植物竞争中妨碍其他物种生长与繁殖的倾向)带来的好处。如果内部没有CEO继任,那已是半失败的组织。

董事会应寻找继任者以形成制衡

为应对CEO以“别无替代者”自保的本能,董事会应始终在外部物色竞争者。要发出随时有外部人士可以投入的信号,以唤醒CEO。临近任期届满或突发事态时才从猎头公司拿到的长名单,无法让CEO时刻保持紧张。登上CEO之位的那一刻,能意识到作为最高经营者剩下的角色就是选出比自己更有能力的下一任CEO的人,能有多少?若是这样的人物,连是否赋予现任CEO连任优先权之类的纠结,对董事会而言都是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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