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业为将外部董事用作挡风墙或游说渠道而偏好权力机关出身人士的现象依然存在。十大集团今年股东大会上选任的119名外部董事中,有47人出身于青瓦台、长次官等政府高层职位以及法官、检察官、韩国国税厅、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等权力机关。约每10人中有4人(39.5%),可见企业对权力出身者的偏爱之严重。
企业称是重视权力机关出身者的专业性才予以选任,但这只是借口。企业偏好权力机关出身者的真正原因,无外乎意在阻挡来自政府的外部压力,或将其用作面向官方的游说渠道。关于外部董事资格,独立性比专业性更重要的认识,在该制度引入的1997年就已明确确立。外汇危机当时企业陷入困境的一大原因,是由所有者家族构成的经营层的松散经营,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才引入了作为监督和制约经营层独断决策机构的外部董事制度。
要使外部董事制度按引入初衷运行,作为企业主人的股东、尤其是机构投资者必须有意愿发出改善的声音。要解决沦为挡风墙、游说渠道的外部董事问题,韩国国民年金等有实力的机构投资者必须以表决权为基础对企业施加影响力。从这一点看,机构投资者被称为“股东大会举手机器”令人遗憾。就在去年上半年举行的有价证券市场上市法人股东大会上,披露表决权行使情况的82家民间机构投资者的反对率仅为1.4%。国民年金也是如此。
除积极行使表决权外,还要提议的是股东参与(engagement)活动。股东参与是指机构投资者就可能影响企业价值的特定事项与企业讨论并要求改善的一系列沟通过程。在强化股东权被质疑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性的韩国现实下,这值得考虑。总得有人来承担起外部董事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