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3-09

[记者金娜英的一日一识] “与民乐”与游戏的再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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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某位人类学家在东南亚一座岛上做过的研究。他曾苦思原住民为何要斗鸡,于是长期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试图把握其含义。在观看斗鸡游戏数月之后,他领悟到:贫穷的原住民通过斗鸡所获得的,是与某人的竞争,也就是确认自身优越性的一套程序。这是名为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著名学者在巴厘岛生活、观察居民日常生活后得出的发现。由此,社会科学家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主张,即应从生活在该空间与社群中的人们的立场去发现事物的原理。

然而,与巴厘岛斗鸡相同的原理,如今也能在智能手机游戏中发现。如果说五年前我们的生活与今天有显著不同,原因正在于智能手机。即便乘坐地铁,也很难找到看书或看报的人,却很容易看到把视线交给小小界面、一直专注到终点站的人。其中相当多的人在玩游戏。不仅是小孩,男女老少都一样。只要用手指稍作操作,就能征服城池,也能建立一个国家。过去这一切都必须在电脑上安装复杂的“战略模拟游戏”才有可能,如今只要在小小的手机上下载一个“应用”,就能随时与他人一同游玩。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如此沉浸于游戏呢?心理学家们笼统地谈到了“成瘾”。像酒精成瘾或赌博成瘾那样,对某种事物异常依赖的现象,我们称之为成瘾。由于过度执着于游戏的孩子和成年人时常引发反社会事件,也有“非专业人士”主张,对超过适当时长的使用,通过“关机制”(Shutdown)加以规制是可取的。但让我们回到前面所说的“斗鸡”视角。人们之所以如此专注于简单而微小的行为,或许是因为通过它获得了自己在与某人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的某种原初感受。而且对孩子们来说,夺走游戏会让他们感到空虚。正如我们儿时在巷子里玩耍那样,他们通过网络游戏享受着能与朋友短暂交流的时间。在游戏中,成绩或经济能力这类“线下世界的条件”被暂时放到一边,他们享受的是依据自己对游戏本身的熟练程度而使朋友间竞争格局发生变化的“刺激”。因此,我们有必要稍微摆脱笼统地把游戏视为规制对象的视线。

孟子谈到过“与民乐”这一概念。其主张是君主的狩猎或宴会不应止于自身的享乐,而应与民众的快乐同在。同样,众多游戏使用者也是同样的心情。如果只有自己觉得有趣,何必花钱去买一件“道具”呢?虽然这是个非常小的世界,但正因为觉得会有人看到自己的尝试,觉得会有人发现不一样的一面,才可能因此产生关注——不妨以这样的视角重新接近。

/iluvny23@sed.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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