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3-08 | 서은영

[首经会见的人]郑俊,风险企业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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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创造型经济,首先必须建立对冒险和挑战予以回报的社会经济体系。”今年1月底被推举为第11届风险企业协会新任会长的郑俊(52岁,见图)会长,8日在Seoul Economic Daily进行的采访中多次强调创新与挑战活动的激励机制。范式变化由人创造,而推动人的是强有力的诱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社会经济回报体系、让优秀人才能够进入风险创业领域是当务之急。郑会长强调:“如果决定把经济增长战略从追赶型转向引领型,政府就应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从事挑战性工作的‘先行者(first mover)’会获得丰厚回报”,“如果不先破除当前这种对从事稳定工作的人给予更大回报的体系,创造型经济就无从谈起。”

“仅靠开展企业家精神教育,优秀人才并不会投身风险创业。只有创业时的预期收益高于就职于稳定岗位,人才才会涌来。”

郑会长表示,他认同现政府打造“创业强国”的意志,但对政策的方向性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指出,如今已到了摆脱以资金支持为主的一维政策、寻求能够吸引高质量创业的质变之时。他强调说:“美国创业活跃并不是因为美国人创业精神卓越,而是因为创业时可以期待的收益本身很大,所以敢于挑战的创业者众多”,“如果因对冒险和挑战的回报而使优秀人才涌向风险企业,风险企业的成功率就会提高;风险基金收益率提高后,目前以公共资金为主的风险基金就会转向以民间为主。”

他所强调的回报体系的代表性例子是股票期权(股票认购选择权)。郑会长解释称,人力和物质资本相对不足的风险企业,必须用可视为未来成长回报的股票期权而非眼下的高薪来吸引优秀人才,但当前的股票期权未能发挥应有作用。2000年代初,向大企业、公营企业、媒体、大学等递交辞呈、投身风险企业一搏的情形很常见,但如今税负过重,行使期权后获得的实际收入不足,难以称作承担风险的回报。郑会长强调:“在现行制度下,股票期权只能作为薪酬的辅助手段”,“应当放宽适用于股票期权的各类监管,使其符合将优秀人才引向风险企业的本来目的。”今年起,股票期权的纳税方式被划分为劳动所得税和转让所得税两种,但转让所得税纳税方式将限额限定为1亿韩元,且仅在持有1年的情况下才给予优惠,减税效果远远不足。郑会长强调:“谷歌能够引进埃里克·施密特这样经验丰富的人才并成长为顶尖企业,同样得益于股票期权制度按其本来目的运作”,“国内风险创业生态要正常运转,就必须建立能够吸引Samsung Electronics高管的回报体系,而1亿韩元的限额不符合吸引优秀人才的本来目的。”

他认为,税收优惠和研发(R&D)支持等政府产业培育政策,对范式变化也起着重要作用。郑会长强调:“20多年前在强调培育传统制造业时设立的激励制度中,有许多如今已毫无效力却仍在维持”,“需要全面检视产业政策,对激励制度进行有利于振兴创新型经济的结构性调整。”

政府通过年度新设法人突破8万家、风险企业突破3万家等各项指标,作出了第二次风险创业热潮的评价,但郑会长判断,2000年代初那样的热潮仍未出现。最直接的例子是人才流动。郑会长指出:“仅就理工科而言,优秀人才仍集中在大学和研究所,风险企业等技术创新型企业依然人才短缺”,“考虑到面临毕业的理工科大学生中,职业偏好依次仍是教授、国策研究员、大企业就业,很难评价风险创业生态在质上已被激活。”他解释说,只有像美国硅谷那样,即便没有政府支持、民间层面也能自然活跃地组建基金的生态体系建立起来,风险创业才会活跃。

在创业基础设施方面,他似乎也有很多话要说。以贷款而非投资为中心的资金结构、创业者连带保证普遍存在、失败后缺乏安全网等问题,业界长期要求改善,政府也积极着手改进,但尚未出现明显变化。郑会长指出:“经过两年努力,如果政府不提供资金支持,初创企业仍难以获得投资”,“将于4月提交国会的众筹制度,以及为激活天使投资而全面引入税收优惠等,都十分紧迫。”创业企业获得贷款时,金融机构把创业者设为连带保证人的惯例,也被他列为应当消失的制度。郑会长表示:“政府一直在持续努力,但完全没有得到解决的就是经营者连带保证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首先应扩大对初创企业的投资,但就目前而言,重要的是提高制度的实效性,使政府推出的优惠按其本来意图,落到那些有好想法却难以筹措创业资金的初创企业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郑会长要求制定政策的实务人员更多倾听现场的声音。他说,即便制定了好制度,也常因以保护投资者等为由保留的监管而失去实效,而政府往往未能察觉这一点。郑会长表示:“政府可能认为,最近两年已大幅放宽了2000年代初泡沫破裂后设立的各类监管,但在现场往往难以体会到监管改革的效果”,“今年计划在协会层面汇集现场声音,并以积极向政府建言的方式推动监管改革。”

风险创业界整体的体质转变,也是郑会长列出的长期课题。郑会长认为,以向大企业供货为主要盈利结构的风险企业应当减少,靠独立技术和市场取胜的风险企业应当成为多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指出现政府与大企业近来在全国增设的“创造经济创新中心”存在局限。郑会长强调:“中心的基本结构是由大企业带动中小风险企业、支持其成长,而在这一结构中,风险企业存在无法超过与其协作的大企业的先天局限”,“除了通过与大企业合作关系成长的风险企业模式,还需要自主积累技术实力和能力、成长为中坚企业乃至大企业的模式。”他还表示:“目前估计技术类风险企业中有70%仍是对大企业依赖度高的企业,而基本想法是应让剩下的30%成为多数。”

今年风险企业协会迎来成立20周年。仿佛为此庆贺,今年1月风险企业数量突破了3万家。但郑会长认为,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郑会长表示:“随着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已进入第二名起便没有意义的时代,我国也应努力拥有具备世界顶级竞争力的风险创业生态”,“我将带头推动优秀人才流入风险创业界,进而使国内风险企业走向世界。”这是一项承诺:重拾2000年初以与美国不同的方式打造世界最高水平风险创业生态的过往经验,由风险企业自身带头,再次建成以色列、中国等其他国家争相对标的风险创业生态。

He is …

△1963年生于首尔 △1986年首尔大学电子工程系 △1993年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博士 △1993年日本日立中央研究所研究员 △1994年KT研发本部首席研究员 △1998年~ 索利德代表理事社长 △2014年~ 国家科学技术咨询会议委员 △2015年~ 风险企业协会会长

1998年作为KT社内风险企业第一号设立…培育为美、日通信设备市场的强者

■ 郑俊会长与“索利德”

有一家韩国风险企业,不仅向美国纽约包括200多个车站的地铁全线,还向纽约的地标建筑帝国大厦及主要机场供应移动通信网核心设备——无线通信中继器系统(Distributed Antenna System·DAS)。这就是新任风险企业协会会长郑俊于1998年设立、并培育为国内乃至美国和日本通信设备市场强者的索利德。

曾任KT(当时为韩国通信)首席研究员的郑会长,以KT社内风险企业第一号设立了索利德。在过去10多年间,它是唯一同时向KT和SK电讯供应无线通信中继器的企业,也是市场第一名,在CDMA、WCDMA、WiBro、LTE等通信环境变化中抢先应对,主导了国内通信产业,2006年年销售额突破1200亿韩元,早早加入了“风险千亿俱乐部”(年销售额1000亿韩元以上的风险企业)。然而随着通信市场萎缩、国内中继器市场开始缩小,索利德也迎来危机。次年销售额减少至780亿韩元左右。但危机并未持续太久。早早投入心力的海外市场开始出结果。多数通信设备企业以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为主开拓海外,而索利德则敲开了盈利性好、可凭技术实力取胜的发达国家市场的大门。2012年被选为向纽约地铁系统提供无线覆盖和容量的DAS设备供应商后,又被选为帝国大厦和杜克大学等主要设施的供货商,目前已跃升为美国中继器市场第四位企业。在以室内型产品和室外型ICS为主开拓中继器市场的日本,公司通过新产品开发扩大产品阵容,同时以大型移动通信运营商为主强化合作,持续取得成果。今年郑会长计划全面进军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市场以及中东、南美等新兴市场,将海外销售比重提升至50%左右。郑会长表示:“与几乎没有内需市场的以色列不同,韩国拥有能让小规模企业将业务维持在一定水平的内需市场规模,因此许多企业安于国内市场确是事实”,“但不开拓全球市场就能永远存活的企业并不存在,作为前辈创业者,我希望留下开拓海外市场的良好先例,帮助后辈企业实现‘生而全球’。”

索利德的含义是“以扎实技术为基础的公司”。多年敲开海外市场之门最终收获成果,也正是得益于“扎实的技术”。在被请求最后为考虑创业者提建议时,郑会长表示:“首先要培养足以在世界市场获得认可的实力”,“从起步阶段就按全球市场的标准制定战略非常重要。”

摄影=权旭记者

对谈=吴哲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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