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2-24 | 성행경

[重构移民政策框架] 低出生率与女性就业率的结构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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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重新就业的职业中断女性去年1月在首尔CGV汝矣岛举行的“CJ Returnship 2014上半年招聘说明会”上,与CJ集团人事负责人及女性再就业中心专家进行咨询。/=韩联社

应对低出生率、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潜在增长率下滑,办法并非只有扩大移民。若提高女性、青年、高龄层等非经济活动人口(未能为劳动供给作贡献的人口)的就业率,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断崖”。问题在于,提高这些非经济活动人口的就业率并不容易。一旦低增长固化,青年就业难将进一步加重,老年岗位创造也不易。提高女性就业率被视为解决低出生率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问题的现实方案,但这同样是难题。原因在于育儿负担沉重,且参与经济活动带来的经济收益并不大。韩国劳动研究院研究委员张智渊指出:“目前我国劳动力并不短缺,可以在把女性就业率提高到70%以上之后再开放移民”,“要提高女性就业率就必须减轻育儿负担,而问题在于我国的保育政策对就业女性绝非有利。”

◇女性就业率与出生率均为经合组织最低水平=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部长崔炅焕去年10月访问大田一家托儿所,在与保育及选时制岗位劳动者的座谈会上表示:“我国女性就业率和出生率都处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低水平”,“这是矛盾的状况。”

按常理,若女性回避生育、出生率低,就应外出工作更多;反之若女性工作少,就应多生孩子。美国、英国、瑞典、荷兰等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中,女性就业率越高,出生率也越高。德国和日本属于女性就业率高但出生率低的国家。女性就业率与出生率双低的国家,除我国外大概只有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也就是说,我国女性既不工作也不生孩子。

我国25至54岁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率为62.8%,比经合组织就业先进国家平均水平(76.2%)低13.4个百分点。女性不进入就业市场、不多生孩子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子女育儿负担最重。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数据,以2012年为准,每名子女月均养育费为118万9000韩元,比2003年(74万8000韩元)增加近60%。为承担养育费必须工作,但认为就业带来的经济收益不大,也是拉低女性就业率和出生率的原因。在工作所得收入大部分要用于子女养育、教育费用的情况下,不仅难以多生孩子,也不愿进入劳动市场。

能够实际使用育儿休假制、弹性工作制等工作与家庭兼顾制度的企业文化仍然不足,育儿与家务负担集中于女性的社会氛围也成为提高女性就业率的障碍。韩国教员大学教育政策专门研究生院教授金惠元强调:“我国女性就业率与出生率同时偏低,除了长时间劳动等对女性不友好的职场环境和经济因素外,育儿与家务负担偏重于女性的文化因素也很大”,“扩大非全日制岗位等提高女性就业率的政策固然重要,但当务之急是营造育儿与家务负担不只集中于女性、能够兼顾工作与家庭的文化。”

◇也有主张引进外籍家政帮手以减轻女性育儿与家务负担=也有观点认为,通过扩大移民引进外国劳动力,有助于提高女性就业率和出生率。该意见主张,为减轻女性育儿与家务劳动负担、引导女性参与经济活动,应从国外大幅引进优质家政帮手。

从国外引进家政帮手并提高女性就业率和出生率的代表性国家是新加坡。新加坡引入家政帮手签证,从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接纳了超过50万名劳动力。特别是新加坡对菲律宾家政帮手不适用最低工资制,维持单独的外国劳动力工资体系,以500美元左右的低廉费用使用优质家政帮手。虽然创造大量优质女性岗位、强化支持工作与家庭兼顾的制度等也是提高女性经济活动参与率和出生率的办法,但有观点认为,我国也可借鉴新加坡的做法引进外籍家政帮手,减轻女性的育儿与家务负担,吸引她们进入劳动市场。

我国政府也曾为利用女性劳动力和解决低出生率问题,研究过引进外籍家政帮手。2012年韩国企划财政部长期战略局曾以承认多样性、营造不歧视外国人的社会条件为前提,研究引进外籍家政帮手的方案,但未落实为实际政策。原因是担忧一旦引进低廉的外籍家政帮手,会侵蚀在家务劳动市场工作的40至60多岁低收入韩国女性的岗位。移民政策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郑基善表示:“如果像新加坡那样对外籍家政帮手不适用最低工资,可能引发人权问题,因此不是可以简单看待的事情”,“从女性家务负担之重、育儿费用之高已到需要研究引进外籍家政帮手的程度来看,现在需要更为多样的提高女性就业率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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