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才……,新国家党与韩国保健福祉部6日就健康保险费征收体系改革举行党政协商。1977年结合当时时代状况制定的健保费征收体系,长期以来被不断指出违背公平性。/李浩载记者
每当与现实脱节,就只忙于打补丁式处方
保育费是养育补贴的2倍……大家都往幼儿园送
财源负担只增不减,保育质量反而下降
政府只看政界与舆论的脸色……应给出根本处方
无法反映时代状况的陈旧福利制度,不仅使韩国伤痕累累,甚至有动摇国家根基之势。各处传来的破裂声正是其征兆。作为社会福利服务之一的保育事业、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健康保险与韩国国民年金、属于公共扶助的基础生活保障制度等,无一处完好。
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是短则十几年、长则数十年前引入的制度。这期间韩国经历了急剧变化,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社会文化上都经历了“沧海桑田”。本应具备与这些变化相适应的制度,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每当现实与制度出现脱节,政府总是以“打补丁”式处方应对,期间韩国的福利制度已变成了矛盾的集合体。
“如今我国福利最大的问题在于,依据过去时代背景制定的制度正在大量制造不合理的现实。”政府一位高层人士就连日引发争议的福利矛盾之处,以保育服务为例进行了说明。“上世纪80至90年代,随着女性进入社会的人数增加,曾有一段时期保育设施在数量上极度不足。仅靠国立和公立幼儿园难以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只能通过强有力的支援政策引导民间幼儿园增加。”
基于这一政策判断,保育事业的设计以对设施的支援为中心,而非对家庭养育的支援。到2000年代后期虽引入了养育补贴制度,但至今保育费与养育补贴的差距依然显著。在0至5岁免费保育实施的当下,虽因年龄而略有差异,但把孩子送到设施时领取的保育费约为在家照看时领取的养育补贴的2倍。这就形成了一种结构:在父母看来,不把孩子送去幼儿园就是吃亏。
由于连有条件在家养育孩子的父母也纷纷寻找幼儿园,保育设施始终供不应求。这位政府高层人士解释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论服务水平高低都向设施提供同样金额的支援,导致保育质量也无法得到保证。他表示:“现行保育制度不仅财源负担大,还使服务质量趋于低水平平均化”,“确有必要重新思考,就这样延续现在的保育制度是否妥当。”
未能及时接受“手术”的制度制造出矛盾,健康保险制度也是如此。现行健康保险费征收体系,是基于过去教师调查学生“家里是否有汽车或电视”那个年代的生活状况而制定的。对地区加入者而言,若拥有当时作为财富象征的汽车,或处于被认为经济活动能力较强的年龄,就要缴纳更多健保费。将这一标准原封不动地适用于当下会产生多么不合理的结果,只要比较松坡三母女与前健保公团理事长金钟大的案例便一目了然。住在押金500万韩元、月租50万韩元房子里、实际没有收入但有两个年轻女儿的松坡三母女,每月缴纳5万韩元左右的保险费;而拥有每年数千万韩元年金收入和数亿韩元财产、妻子与子女也有收入的金前理事长,却因被扶养人身份而一分钱都不必缴纳。一旦失去原本稳定的工作,反而可能要缴更多保险费,这就是现行健保制度。
财源照样投入,而且不只是投入,还在如雪球般膨胀。2014年为106万4000亿韩元的政府福利预算,今年已达115万5000亿韩元,预计到2018年将达到137万7000亿韩元。
尽管如此,福利指标却毫无改善。据某国际老年人权利团体近期发布的2014年全球老年人福利指数,我国老年人福利水平在被调查的全球96个国家中仅排第50位,甚至低于平均收入低于我国的菲律宾和斯里兰卡。韩国福利的现状不仅体现在数字上,也清楚地体现在个案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因生活困难而自杀等事件便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本应提出解决方案、指明韩国福利制度前进方向的韩国保健福祉部,却因顾虑政界与舆论的态度而连自己的声音都发不出来。主管部门把不住重心,导致议论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院长崔炳浩表示:“实现压缩式经济增长的我国,在缺乏对韩国现实的深刻反思的情况下,接受了日本或西方的各种福利制度”,“现实变化快于制度,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方式必然存在局限,必须提出根本性的处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