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2-06 | 조상인

[Culture&Life] 画家徐庸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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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号出口

“红色面孔”们迎接着客人。若说肤色,通常是杏色或浅粉,但他偏要把脸涂成红色。因此强烈,看过一次便难以忘怀。那些红色的面孔让人感受到愤怒、悲愤,或冤屈与郁闷等情绪。他为何要把脸画成红色?

“在展场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看来现代美术的基本理念还没有在大众中广泛普及。工业革命之后文化改变,思想与表达趋于多样,个人主义与民主主义进一步扩散。这意味着各自的主观以及以此进行沟通的现代特征获得了尊重。美术也是这种‘主观’的表达,只是人们还不太习惯个人的表达与想法可以各不相同这一点。而美术家本是比普通人更专业地挖掘自身想法、并以此与大众沟通的职业。”

补充一句,画家徐勇善在解释红脸人物之前,先谈了“表现主义”。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美术的传统以再现自然为主要目的,但到20世纪,主张艺术的真正目的在于表达情感与感觉的“表现主义”运动以德国为中心兴起。以近乎非现实的象征性色彩表达情感的梵高作品,或曾以绿色描绘面孔的马蒂斯作品中,都能体验到表现主义。徐勇善被视为韩国现代美术界为数不多具表现主义倾向的画家。

“与自行发动市民革命的西方不同,我们有着从王朝经殖民统治、再由外国军队手中取回主权的历史背景。因此可以说,直到1960至1970年代,自我意识与民主意识才得以普及。至今仍存在无法认可个人主观表达的氛围。于是也就没有机会看到‘红色面孔’。绘画与现实可以不同,可以通过绘画以隐喻、象征的方式表达现实——这就是现代美术。”

绘画不必刻意忠实于现实。如果连绘画都与现实一模一样,或许就没了趣味。对于被都市生活激怒而面红耳热的现代人来说,脸色发红或许更为真实,不是吗?

“韩国社会在朝鲜王朝500年间深受儒家风俗影响,其中对色彩偏好与习惯的影响力极大。王室服饰与绘画、宫殿建筑中大量使用原色,佛教美术也主要使用原色,但以儒教为理念的朝鲜主流阶层士人几乎不用色彩。依据《朱子家礼》,除宴庆场合不得用色,若用色不当便会遭人非议。这既是社会习俗,也是对自由的压抑。”

即便走过朝鲜王朝、进入快速近代化,我们也未能轻易争得“色彩的自由”。加之1970年代以单色画为代表的韩国式极简主义扩散,对单色美学的强调、作为白衣民族特性的对无彩色的偏爱、对白瓷的礼赞等话语主导了文化界。画家徐勇善似乎对此心生反抗。

“大学毕业后,以1980年代为起点,我开始大量使用红色。红色比任何色彩都更具刺激性,令人眼前一惊、抓住视线,同时具有抵抗性。而且我还体会到,那或许属于我个人气质的‘莫名的愤怒’由此消解、胸中转凉的感受。一度因共产主义偏好红色,自由民主阵营对红色持谨慎态度,但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彩色电视的普及,‘色彩的民主化’似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色彩的压抑我认为已在相当程度上解除。我笔下的红色人物,可以看作是作为画家应摆脱观念、制度与习俗压抑的自觉态度不断积累的结果。”

去年韩国“单色画”获得世界关注,且这股热潮看来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与之形成对比的、以五方色为主的原色画面,他的画作近乎冲击。如果说单色画偏于士人气,徐勇善的画则像“巫仪现场”。因此痛快而新鲜。

采访前他正投入创作的新作,是以首尔驿三站为背景的都市风景。红脸的人立在地铁站前,而划过他脚下灰色路面的那道红线再次吸引视线。那道如血管般延伸、仿佛要为无生命的城市注入生命的红线,与灰色构成补色对比,耀眼地刺激视觉。

“今日的大都市化倾向,自工业革命以来还不到200年,却总让人感到被城市的物质(建筑物等)压倒和侵犯。追逐文明的同时,总有些不安之处,也生出是否正在走向错误的疑问与怀疑。对此的抵抗,或许正表现为灰色与红色的共存吧?从我用了红色来看,在物质与人共存的城市里,我大概还是偏向了人。虽是受威胁的都市居民,却仿佛在主张‘我们必须活下去’。”

不断咀嚼“我是谁、我们是谁”的徐勇善,从朝鲜半岛太初的麻姑神话一直追溯到高句丽壁画,探寻“根源”,并追寻鲁山君日记、6·25韩国战争等民族史的悲剧。他以历史学者的姿态反思过去,同时持续描绘大都市风景与现代人,进行着人类学式的观察。对于大胆描绘历史悲愤与现代都市紧张感的他,绘画意味着什么,他想向观众展示的又是什么?

“作品的功能是作者与观众的对话,进而通过观众与观众之间的对话达到最终的完成。另一方面,绘画描绘的是现实中无法发生、无法解决的事情。在不知如何是好的处境中作画,便会体验到那种困惑的消退。想要传递给观众的艺术性净化(catharsis)也与此类似。正如我相信脸上用红色也无妨,对这现实与社会的回应,‘即便如此也没关系’的安慰与刺激,引导人以那样的态度去思考——这就是身为画家的我作画的理由。”

以为他在生气。画中那红色面孔的人物,还有一头蓬乱头发、眼神锐利的画家,都像是在生气。

这是以强烈色彩与形态描绘过去历史与今日城市的画家徐勇善(64岁,见图)给人的第一印象。从成为韩民族起源的神话人物,到命运悲苦的幼王端宗及哀悼他的百姓面孔,再到东学农民运动中愤怒的民众和生活在大都市中忙碌的现代人,都以仿佛愤怒的“红色面孔”出现在画中。

以强烈画风表现人文反思与人类学观察成果的他,“因为想多画画”,主动离开了安稳的首尔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职位。此后于2009年被国立现代美术馆选为年度艺术家,去年更荣获第26届李仲燮美术奖。今春在大型美术馆与画廊举办个展之前,他正埋首创作,记者在其位于京畿道杨平郡西宗面的工作室与他见面。

He is…

△1951年生于首尔

△1971年景福高中毕业

△1975~1979年首尔大学绘画系学士

△1980~1992年首尔大学绘画系硕士

△1986~2007年首尔大学美术学院西洋画系教授

△2001年德国汉堡国际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2004年一民美术馆个展

△2009年国立现代美术馆年度艺术家奖

△2013年高丽大学博物馆“记忆·再现:徐勇善与6·25”

△2014年第26届李仲燮美术奖

推出柏林、纽约等“城市系列”……反思城市与人的关系

4月在锦湖美术馆、学古斋画廊举办个展

画家徐勇善将于今年4月在锦湖美术馆和学古斋画廊举办大规模个展。在学古斋是继2011年以纽约为主题的展览之后的第二次个展,锦湖美术馆则计划全馆展出。通过同时举办的两场展览,将一次性呈现此前的“城市系列”。

他表示,“城市风景自1980年代起一直在画,但最近十年因展览和驻留(工作室)往来柏林、纽约、悉尼、北京等地,城市的氛围与历史差异便进入了视野”,并打算以绘画展开城市人类学、城市符号学等思考。徐勇善所画的城市风景,并非单纯的城市外观或空间,而是城市与人所构成的关系性、城市的规训与社会控制等“看不见的部分”。

“以德国为例,分裂这一政治状况对我们虽有启示,但曾属东德的柏林因‘东柏林事件’等而存在很大的心理距离感。历史不足200年的纽约的活力,以及明亮、清朗、干燥的悉尼气候条件等,都反映在城市风景中。近来城市人类学、城市符号学、对近代城市的重新检视成为学术潮流,而我想观察西方城市发展方向的好奇心,不知不觉间竟在其中寻找首尔所不具备的东西。”

出生于首尔郊外、在并不宽裕的生活中亲身体验城市化阴影的他,既是天生的都市人,也作为观察者不断探究都市人的存在。

/杨平=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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