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部门的A处长最近看着国会与政府的关系,感慨今非昔比。在他还是事务官的2000年代初期,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尚能发挥制衡与平衡的美德。但如今权力急剧向国会倾斜,已沦为单方面的甲乙关系。A处长指出:“不是难以办事,而是根本没法办事”,“只因领着政府的薪水,每次出了问题就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公务员。”
综合3日政府各部门公务员的说法,实际上议会权力对行政机构已不只是压倒,而是压制。甚至有人称这已超越甲乙关系,是主仆关系。每年国政监查时,让各部门副部长和一级官员坐着当众受责、立规矩、发威胁更是常事。经济部门B处长说:“有些议员实在是太过分了”,“真怀疑他们是否具备担任国民代表所需的健全常识与思维。”
在这种状况下,助理借议员之势耀武扬威或仗势欺人的事例也很频繁。国会政务委员会某位议员的助理被列为第一号警戒对象。这是在一次政策说明会议前发生的真事。政府某部门C局长转述:“我坐在口字形会议桌的中间,他迟到后坐在一端,大声呵斥说连上座都不懂”,“最后按他的意愿坐到对面、处长们在旁陪坐,会议才得以开始。”
还常有人利用可以合法索要资料的国政监查时期,来解决个人的资料需求。也就是在所谓国政监查要求资料中夹带个人所需资料的情况。政府某部门D处长说:“在要求财政、外汇、出口等整体经济的具体数据时,有时能感觉到那是议员秘书或助理的熟人所托”,“大多被用作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统计资料。”
一位助理出身的议员因以选区课题折腾公务员而声名在外。政府某部门E处长转述:“他一有机会就把主管局长、室长,甚至副部长叫到选区,要求国库拨款”,“多次主张仍未实现后,竟在国政监查上用毫无根据的说法让副部长当众出丑。”
国会权力增大,从政府作为政策推进的法案大多以议员立法方式推进这一现实中可见一斑。事实上由政府先行请求的委托立法很多,但受民意请托摆布、或抱着“不成就算了”心态凑数量的立法也不少。理由是相关程序比政府立法短,适用于制度急需实施之时,但实际上反映的是没有国会帮助法案难以通过的现实。政府某部门F处长解释:“可以认为政府立法的90%以上是通过议员立法实现的。”
政府立法大多在国会审议过程中被修改甚至框架本身被改变,这是议员立法增多的另一个原因。目前在国会经历阵痛的“SPECIAL 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B CITY OF ASIAN CULTURE”修正案便是代表。该法案的争议点在于位于全南光州的国立亚洲文化殿堂应设为法人还是国家机构,在全体会议通过前被叫停。政府当初提交的是指定为法人的法案,但经过法案审查小委员会、在议员们争论之后,形成了指定为国家机构并将财政支持内容也明示于法律的修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