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欧洲的市民意味着主体性的个人以及培育出独特生活方式与世界观的阶层……(中略)……那么在朝鲜,市民的萌芽在殖民地开始之时便停止了成长……在战争余波下,市民概念在国民与人民之间失去了立足之地。”
这里的“市民”并非指城市居民的地域性分类用语。古希腊的“市民”是参与政治的主权者,古罗马则为主权者设有市民法。
把开启近代民主主义的法国大革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革命称为“三大市民革命”,也意味着“市民”一词包含拥有政治权利的主体之意。首先向自己郑重提出“我究竟是不是市民”这一问题的作者,是一直被归为保守派论客的社会学家、首尔大学教授宋虎根。作者以篇幅不长的随笔先坦白自己的“日常中的市民性”,随后诊断怀有“公共性缺失”这一严重根源性问题的韩国社会,以及至今仍未成为市民、停留于国民阶段的我们的时代与历史。
“我们的市民阶层以精神上的无定形为特征。”
作者所说的我们的市民阶层伴随着“悲凉又兴奋”的两种相反情绪,其含义是:1960年代快速城市化使市民阶层在数量上急速增长,但新兴市民势力缺乏可供自我反省的健全“阶层性对抗势力”,因而未能真正成熟。就欧洲而言,市民阶层对抗贵族阶层的理想主义、颓废主义、优越性,追求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以及私益与公益的和谐统一而成长。作者强调“(欧洲)这种市民阶层的精神武器是合理性,经济武器是物质富足”,并指出我们虽在物质上取得了富足,却未能形成市民阶层主导社会的精神养分。他特别指出世越号惨案是使我们重新审视市民性实体的决定性事件,并直言“经济可以缩短时间,社会却无法跨越阶段,这是近代所验证的历史命题”。
作者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市民民主主义”,其核心为市民参与、市民权、市民伦理。
不受阶层、学历、性别限制,兴趣相近的人自发形成公论场即为市民参与;真正的市民权须兼具权利与责任两翼,市民伦理正是那份责任。作者强调,我们必须重生为具备面向公共性的自觉、对他人的关怀、对共同体的献身等市民伦理的韩国人。1.5万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