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表示:“世界经济正面临‘3D’难题”,“只有各国把焦点放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才会呈现可持续的经济复苏势头。”他所列举的“3D”是劳动人口减少问题(Demography)、削减家庭债务的去杠杆(Deleveraging),以及过度执着于通胀管理的各国央行的教条(Dogma)等。
出席20日在香港举行的第八届“亚洲金融论坛(AFF)”活动的克鲁格曼教授,在会见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团时作出上述表示。他解释称,欧洲和日本的政策当局正动用货币宽松等手段推动经济复苏,但从认清严重老龄化的投资者立场看,为未来投资的理由正逐渐减少。
关于债务问题,他主张全球债务已超出可承受水平,将成为世界经济的风险。他指出韩国的家庭负债问题同样处于严重水平。不过,对于被预测最早将在今年6月前后上调基准利率的美国联邦储备制度(Fed,美联储),他持谨慎论,表示“年内不应加息”。
他还指出,各国央行把通胀看得过于严重也是问题。他表示“只盘算通胀风险是愚蠢的行为”,指出当前通胀并未处于危险水平,全球主要央行却只专注于此,应改变这种视角。克鲁格曼教授评价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是重视物价稳定的“鹰派”,并指出“我曾担心拉詹行长会不会过度进行通胀斗争(抑制物价的应对),实际上确有一定程度的过度应对”。不过他表示欢迎,称“(拉詹行长)近期实施了基准利率下调”,并解读为“(金融货币政策的)重心转移已经开始”。
增长正在放缓的中国经济对他也是重要话题。他说“中国让我感到害怕”,“不是因为政策有误,而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改革力度”。他建议,中国正努力从出口主导型经济转向以内需为中心的经济,但这是极为艰难的工作,为防止经济急剧下滑需要迅速推进。他还补充说:“投资减少、消费填补投资空缺尚需时间”,“在推进那种程度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如果中国没有经历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我会感到惊讶。”
克鲁格曼教授接着指出,中国政府实行2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等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也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绊脚石。他表示:“中国是在内部城市与沿海地区相对发达、内陆与农村被发展边缘化的两极分化结构中实现了经济发展”,“(曾提供低价劳动力的)农民工和劳动适龄人口的减少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困难。”
克鲁格曼教授指出,中国人偏高的储蓄倾向是扩大内需的障碍。不过他判断“中国仍留有能够引发变化(降低国民过度储蓄倾向、提高消费倾向)的政策手段”。也就是说,需要改变体质,使企业收益能够转化为劳动者等家庭收入,并强化社会保障制度。他表示:“国民不必为(自费)筹措医药费而站在自动取款机(ATM)前的社会结构才会带动消费”,并向中国建言,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尤以扩充医疗领域福利最为迫切。
克鲁格曼教授表示,亚洲地区前景依然光明。他预测:“从长期看,亚洲地区将极为繁荣,并在经济及其他领域成为世界的中心。”他特别就印度强调:“与中国不同,印度尚不存在经济结构改革带来的风险,社会基础设施不足,(政府为促进增长)可做的事情很多,因此存在经济增长的机会”,“我对印度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 克鲁格曼教授
被视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及国际关系学教授,因在自由贸易与全球化影响方面创立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等贡献获得认可,于200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自2000年起在《纽约时报》(NYT)连载的专栏中,以敏锐的洞察和辛辣的言辞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并因准确预测1997年亚洲外汇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而声名大噪。目前仍活跃地向各类媒体投稿,作为贴近大众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兼专栏作家开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