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东元 高丽大学经营学院院长,△毕业于高丽大学经营学系 △中央劳动委员会公益委员 △劳资政委员会汽车零部件行业委员长 △雇佣劳资关系学会会长 ● 柳在佑 国民大学教授,△毕业于首尔大学经济学系 △国会立法调查处经济产业调查室长 △韩国应用经济学会会长 △韩国劳动经济学会会长 ● 崔荣起 劳资政委员会常任委员,△毕业于首尔大学经济学系 △劳动研究院院长 △雇佣劳资关系学会会长 △京畿开发研究院社会经济中心首席研究委员 高丽大学经营学院院长金东元(左起)、劳资政委员会常任委员崔荣起、国民大学教授柳在佑于18日出席Seoul Economic Daily举办的座谈会,就劳动市场结构改革的必要性与方向展开热烈讨论。/权旭记者 改善非正规职待遇,中产阶层扩大经济才能复苏
提高雇佣稳定性,同时允许调岗等以确保灵活性
延长退休年龄至60岁,若不改革年功序列只会增加青年失业
应为年轻人铺设5至10年后可实现梦想的职业路径
劳动市场结构改革是面临低增长的韩国经济克服危机的必要课题。在必须消除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正规职与非正规职这一双重结构差距的必要性上,劳资政三方已形成共识。关键在于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劳资政委员会设定的最后期限——今年3月之前就方法论达成一致。Seoul Economic Daily在为“劳动市场改革的钥匙,新前沿精神”系列收尾之际于18日举办座谈会,与会者提出,应减少对非正规职的歧视、平衡待遇,将其整合进中产阶层群体。他们指出,唯有如此才能增加优质岗位、提高个人购买力,形成经济复苏的良性循环结构。特别是他们建议,应摒弃陈旧的劳动市场惯例,在提高雇佣、工资等稳定性的同时确保雇佣灵活性,使个人与企业实现协调。与会者还积极强调,为使劳动市场双重结构改善实现软着陆,劳资双方应放下既得利益、相互让步,政府则积极予以支持,构建劳资政三角协作体制。出席座谈会的有高丽大学经营学院院长金东元、国民大学教授柳在佑和劳资政委员会常任委员崔荣起。
△主持人=劳动市场两极化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国民大学教授柳在佑=韩国目前增长停滞,体面的岗位减少,两极化随之加剧。主要原因并非政治或政策,而是全球化与技术革新。全球化使全球采购成为可能,企业因而分化为有竞争力和没有竞争力两类。有竞争力的企业支付高工资并提供雇佣保护,没有竞争力的则转为承包(转包)企业,或作为边缘企业勉强生存,支付能力由此产生差距。而且大企业正规职工会受到过度保护,企业只能通过转包来化解雇佣灵活性问题,于是工资条件和雇佣保护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高丽大学经营学院院长金东元=两极化是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韩国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外汇危机以后,与新自由主义浪潮相叠加,即便设法阻止也持续恶化。正规职与非正规职之间的工资差距比10年前更大。国民情绪也是如此,四五年前在劳资斗争中对雇主方表示好感的情况还很多,如今因两极化,倾向于支持劳动界的趋势很强。电视剧《未生》、电影《卡特》、网络漫画《锥子》等在文化层面也引起很多人关注,正是因为大家同情社会弱者。差距扩大会使社会本身不安,生计型犯罪增加,社会成本更大。企业最终也要付出巨大代价。
△主持人=为化解两极化,非正规职问题该如何解决?
△劳资政委员会常任委员崔荣起=非正规职劳动市场中,重复提供简单服务的职务型岗位很多。应设定与职务相匹配的标准工资,努力消除歧视、缩小差距。典型例子是政府大楼进驻多家保洁外包公司,而工资各不相同。有必要明确从事该职务能拿到多少工资,并使其在职场的雇佣得到保障。
非正规职问题不能靠直接管制方式,而要通过工资体系、职业能力开发、劳动合同惯例、消除社会保障死角等来确立劳动市场秩序,建立市场友好的基础设施,努力走向体面的岗位、稳定的岗位,这样才能解决。如此一来,企业反复续签非正规职合同的诱因也会大幅减少。迄今为止,非正规职问题在期限和事由限制等争论上耗费了大量时间。然而无论怎样管制,都难免出现气球效应。
△柳教授=我同意非正规职是职务型劳动市场的说法。在美国,助教或秘书按1级、2级划分并确定薪酬,不会按工龄级别加薪。这样做,60岁以后仍在工作的人也很多。如果对特定职务按物价上涨幅度提高工资,继续工作就没有问题。另外,合同制劳动者目前处境恶劣,但如果他们想继续工作,我认为应当让他们能够继续。现实是由于非正规职保护法,刚做得顺手就在两年后被赶走,最终像旋转门一样打转。
△金院长=我认为把合同制使用期限延长至4年并不是解决办法。那样非正规职会更多,工资和生活水平可能向下拉平。这将造成内需萎缩、整个经济一起下沉的局面。只有减少非正规职、增加正规职,才能创造好岗位、提高购买力,形成经济复苏的良性循环结构。此外,应确立缩小正规职与非正规职间歧视、平衡双方待遇、使整个社会成为庞大中产阶层的目标。为国家整体而整合成中产阶层群体,是最大的课题。
△主持人=随着青年失业问题固化,代际矛盾也令人担忧。
△崔常任委员=青年问题中,岗位质量的问题相当大。应从提高现有岗位质量中寻找解决办法。时尚、信息技术(IT)、软件等领域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岗位。但正如“热情工资”一词所示,榨取青年热情的行为屡见不鲜。解决之道可以在所有工作人员都签订标准劳动合同的电影《国际市场》中找到。因为遵守了超过12小时支付加班费、每周保障一天休息日、参加四大保险等规定,大家努力在规定时间内集中完成工作,生产率和品质显然都得到了提高。
重要的是通过维护雇佣合同秩序的努力,为进入这一市场的年轻人描绘出经过5年、10年之后可以憧憬的职业路径。
△主持人=企业为削减成本而使用非正规职的惯例也很多。
△金院长=如今无论正规职还是非正规职,新招聘人员的素质差异不大。有时非正规职反而更好。从雇主角度看,正规职工资更高又无法解雇,而有廉价劳动力可用,这种环境促使企业转向非正规职。法律精神是常设、持续性业务应使用正规职。目前企业在滥用这一点,应给企业提供使用正规职的激励。有必要像荷兰那样,对同一职务支付同样工资,彻底禁止歧视。法国建筑行业因合同期短,规定要给非正规职更高工资。
△主持人=从产业界现实课题看,明年起将实施60岁退休年龄制度,但企业尚未做好准备。
△崔常任委员=我认为,要实质性保障60岁退休年龄,劳资双方会判断如今这种以年功为中心的工资体系难以维系。如果工资体系没有变化,企业也会通过职务调整或组织架构改编寻找其他替代方案。企业为应对退休年龄延长而提前实施自愿离职的副作用也在出现。在老龄化时代,如果劳资遵循退休年龄延长法的立法宗旨,同时推进工资体系改革与工资峰值制才是正常应对。
△柳教授=退休年龄延长、能长期工作当然好,但与现实差距很大。我认为由于工资负担,不会对劳动者产生延长雇佣的效果。在立法时就应与工资体系改革一并推进。现在也因年功序列式工资体系带来的人力成本负担,大多数人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前、50岁出头就退休了。特别是如果退休年龄延长真正落实,将对青年岗位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在经济下行、雇佣减少时,青年岗位与中老年岗位不是互补而是相互替代。法律远远超前于现实,希望即便现在也能推迟实施。
△主持人=韩国属于世界上长时间劳动的国家,必须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解决缩短工时问题。
△金院长=雇主与劳动者的利害关系巧妙一致,很难自发解决。工时减少,雇主人力成本会大幅增加,劳动者工资则难免减少。要在缩短工时的同时维持同样的产量和品质,就需要增加生产设备或提供补贴,由第三方来帮忙。现状是劳资双方都只谈政府支持。预计今年春天韩国大法院将作出判决,视情况可能给产业界带来比普通工资更大的冲击。
△崔常任委员=京畿道中小企业的招工难非常严重。据说很多青年因为周六上班有负担而不来。劳资双方由于眼前收入增加和消化生产量的诱惑,很容易默契地维持现状,但若在一定规则下组织生产,反而会成为提高岗位质量和生产率的诱因。
△主持人=有很多人指出劳动市场僵化程度过高。
△柳教授=从现实看,生产岗的厂内调岗也很难实现。只要在劳动绩效明显下降的情况下经过若干程序允许解雇,就能为雇佣打开一条出路。由于连按企业内部需要进行人力调配的职能灵活性也没有,只能以转包为主,两极化因而加剧。大企业延续少招人、长时间加班的惯例,也是因为这对企业经营有利。为使劳动者的权利和权益得到保护,应当允许确保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金院长=160万人的大企业正规职工会在数量上并不算多,与其说是过度保护,不如说相对于非正规职受到较强的保护。从绝对意义上说并非过度保护。但非正规职人数持续增加却未被包容,从工会组织层面看势力日渐缩小,如今即便罢工也难以产生大的效果。保护自身劳动者的行为,却陷入使全体劳动者衰退的困境。工会要真正发挥社会影响力,就必须把非正规职纳入劳动运动。
△崔常任委员=提高灵活性其实在1970年代之前是劳动界先提出的。为实现工作与家庭平衡、扩大休闲时间的选择余地,劳动界要求工时制度具有灵活性。1990年代以后,劳动市场灵活化的含义转变为雇佣灵活化,由于过于局限,讨论才在这一范围内展开。例如企业内部的调岗,是在雇佣得到保障的状态下灵活运用劳动力。提高灵活性的手段有很多,如工资制定、工时设定、职业培训、提高熟练度等。我判断,如果雇佣稳定,工资、工时、调岗的灵活化是可以协商的,劳动者也不至于那样反对。在低增长时代,即便为了稳定雇佣,也应能够接受工资和工时的灵活化。这是必须把雇佣、工资、工时、生产率这四个变量妥善组合的时代。
△主持人=到3月为止必须在劳资政委员会就改善劳动市场双重结构达成大妥协。请各位为劳资政提出必要的建言。
△金院长=少数相对富裕的劳动者与多数积累不满的人群,这种状态若恶化,政治经济都将不安。照现在这样下去,无数非正规职的不满会爆发,劳资双方都将受损。只有劳资政共同努力,不走向两个极端、实现软着陆,才能避免这种局面。
△柳教授=必须摒弃以管制手段处理雇佣的思路。劳资双方要有让步之心。劳资矛盾中真正被遗漏的是后续一代。后续一代的利益正遭到严重侵害,希望以反映未来的姿态进行谈判。
△崔常任委员=我们当前面临的劳动市场双重结构问题,政府靠预算和法律来解决明显有局限。必须由企业内部的劳资双方来解决。典型的例子是,个别企业的工资体系政府无法改变。劳资双方需要对两极化问题形成共同认识,放下既得利益并作出让步。在此基础上,只有构建政府积极支持的三角协作体制,结构改革才有可能。
/主持=韩英一
摄影=权旭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