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的关键词是“新常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年贺词的核心也是新常态时代的全面经济改革。习主席的新年贺词以“我们的经济发展要适应新常态,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开篇,由此可见新常态已成为中国政府经济发展的潮流。难怪有人说,不理解新常态就无法理解中国。
新常态的字面含义是“新(新的)+常态(正常状态)”,即“新的正常状态”。这也意味着要告别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两位数的过速增长时代,适应降至7%左右的中速增长时代。
新常态开始出现在媒体上是从去年5月习主席赴河南省考察民生现场开始的,但新常态的概念早在江泽民、胡锦涛政府时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变革的常见主题。中国政府在政权交替期或制定五年经济开发规划时都强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在超越高速增长、过速增长时代告终之际,接受了中国经济不能再仅靠出口和投资支撑这一局限。胡锦涛政府时期也强调要把经济发展的重心从出口转向消费,把产业框架从制造业转向第三产业。
围绕中国式新常态出现“变通取巧”的批评
习近平政府之所以突出新常态,既是为了适应世界经济的潮流,也是为了平息经济增长率放缓带来的社会不安而作的包装。中国经济增长的目的与西方社会一样,是创造就业。在必须维持8%以上增长率才能创造1200万个岗位的经济结构中,降至7%左右的增长率令中国领导层困惑,而这种困惑与对就业减少的不安被包装为新的正常状态,即新常态。
当然,今年以来中国政府主张以7.2%的增长率为底线可创造1000万个就业岗位,但这只是理论计算,实际上能否创造出数量与质量兼备的岗位仍是未知数。
对于承认增长放缓的新常态,需要思考的是,新常态不只是随增长率放缓而来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而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如果只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那么制定适应中速增长的中国市场战略即可;但若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则须从进入中国市场的整个框架开始改变。
进入新常态将改变中国经济的三大需求。首先,中国政府极为期待的消费增长,正从跟随他人的模仿型转向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不再是赚钱后买电视、买冰箱、买洗衣机的消费,而是向旅游、网络购物、海外投资等多样化发展。投资方式也在改变。相比对已饱和的传统产业的投资,对阿里巴巴这类新产业的投资机会正在增加。出口方面,依赖低工资等低成本的廉价“中国制造”时代也已结束。
中国领导层也在思考这些变化,并推进政策调整以适应。表面上选择改革而非刺激景气,选择稳健调整而非释放流动性,也是中国政府对新常态的应对。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应对,西方外媒以“变通取巧”“想尽各种点子”等说法加以批评。
应视为增长与改革同步推进的模式
但中国政府的应对是为应对中国式新常态而作出的中国式应对。中国领导层明白,在新常态时代原有的传统方法已不再有效。为避免社会不安情绪外露而必须维持一定水平增长的中国政府,必须一手推动增长,一手推动改革。这等于是在打破增长与改革无法同时实现的既有传统,重新塑造中国式增长模式的过程。
不应把中国对新常态的应对误解为适应增长放缓时代的消极权宜之计。
中国通过城镇化实现发展的空间仍超乎想象,若考虑消费市场潜力、技术创新、资本实力、劳动力以及土地改革潜力,它依然是全球最具可能性的市场。还有一点,中国比别人拥有更出色的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