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严重的自杀问题,主因是过度的目标导向文化。就连处理自杀问题的政策也把降低自杀率当作目标一路狂奔,现在是改变思维框架的时候了。”
首尔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李贤贞(41岁,见图)在非营利组织自杀预防行动论坛(LIFE)近期于首尔延世大学举办的以“是什么把韩国人逼向死亡”为主题的讲座上指出:“只要他人的眼光成为人生标准、鄙视失败的文化持续存在,自杀问题就无法解决。”
韩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自杀率连续10年居首。每天约有40人选择极端方式。以2010年为准,25~34岁经济活动人口的自杀率比10年前高出2.3倍。
李教授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审视自杀。她表示:“人在经验所习得的规范内行动,因此不能把自杀仅归为个人问题,这一选择中包含着社会含义。”李教授分析了2006~2009年日报刊载的约4500篇自杀报道,介绍称其视角主要集中于“高自杀率是国家污名”、“弱势群体唯一的出口”、“对不公待遇或政治体制的抗议”、“意志薄弱”等。
李教授说:“与主要从神经精神病因寻找自杀原因的西方不同,韩国、中国等东亚地区更看重可以在理性判断下选择自杀这一点。”
她将他人导向、目标导向的文化列为选择自杀的根本原因之一。其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过得不输于别人始终成为人生标准,且在历史上历经无数变革期后,形成了自己不成为掌权者便无法确保生存的社会结构。
李教授表示:“由于只重结果的思维,说5000万国民的生命周期千篇一律地被规定好也不算夸张”,“他人的欲望成为标尺,无法享受自己的人生,这就是现实。”
在目标导向的社会,失败者被打上烙印并被迅速排除。例如,对于失业后选择的职业,脱口而出“换我就不干那种活”这类鄙视已成日常,在这样的社会中,对失败的不安和对社会的愤怒只会加深。李教授说:“尤其严重的老年人自杀,也是因为把年老本身视为‘社会性死亡’。”
她接着指出:“我承认国内自杀预防事业的重要性和努力,但就连这些也酷似过去压缩式增长的模样,很多情况下急于在短期内压低自杀率数字。”
李教授给出的处方是,应为面临自杀风险的独居老人创造环境,让处境相似的人组成生活共同体,能够经常见面交谈。李教授本人也在首都圈一家老人福利馆参与每周一为独居老人送餐的志愿服务,已超过一年半。她补充说:“慢一点的生活、以自己而非他人为主体的生活,是阻止不可挽回选择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