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成为KDB大宇证券掌门人的洪性国社长,在担任研究中心主任时所写的《世界将变成日本》一书曾引起外界关注。书中指出,不断加速的通缩现象、年轻人不愿挑战的心态与保守主义扩散、福利过度带来的财政负担等议题,已不只是日本、而是全球经济的共同特征。不久前,经济副总理崔炅焕也曾委婉承认,韩国的经济动向中出现了类似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前奏的征兆。甚至有说法称,已经走完了四分之一左右。在韩国,曾经似乎永不终结的房地产不败神话也已经消退。
不只是经济陷入停滞。在日常生活中也越来越难看到创新。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自1870年代以后,人类历史上堪称划时代的技术越来越少。改善人们生活品质的产品不断出现,但改变本质的变化却很少被提供。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主张人类历史就是技术创新的历史,但他也说,新技术开发得越多,此后诞生新事物的机会也确实越来越少。他还说,支配人类史的将不是完全的发明,而是创造性地破坏既有范式、并以新形态重新整合的创新。
事实上这是一个缺乏创新的时代。与政府所强调的创造经济范式的理想不同,很难看到愿意尝试创业与挑战的年轻人。今年初,某位信息技术领域的年轻创业者曾在电视对谈中感叹以特定企业为中心的信息技术产业生态。据说在这一领域,某家企业偏好何种项目的传闻,不知不觉已成为区分成功与失败的标尺。做得好也难,做不好也难。一旦盈利性高、易于获取用户,风险企业或小公司做的业务就会被大企业在自家公司内部消化,或被想方设法低价收购,这类不满不断涌现。无法吸引市场关注的项目,本身就难以从风险投资或投资公司获得资金。事实上从投资者角度看,持股的风险企业若被大企业收购,便能在较短时间内获得高收益,因此“是否是大企业会心动的项目”不可避免成为投资标准之一。情况如此,准创业者之间也共享着这样一种信念:培育无法登上“平台”的项目又有何用。
与其说成功者陷入自我复制的公式而不创新,不如说更接近于连开始的自信都没有、因而无法创新的状况。政府表示将通过振兴技术金融,增加以优秀新技术作担保获得贷款的渠道。但有人指出,即便如此,在银行界的一部分人看来这也构成负担。由于是义务化的贷款形式,认为政权更替后该制度便会消失的看法早已广泛流传。创新只有通过对新市场参与者的信任与情感支持才有可能。然而围绕他们的社会制度本身一贯充满不信任,如何才能奠定基础、吸收养分,令人感到茫然。
要让人成为善于捕鱼的渔夫,不该给鱼而该教捕鱼之法——这个老掉牙的典故在此处为何会浮现心头呢。我们一边谈创新,长期以来聚焦的却是“成果”。至今仍只有新设立了几家企业、创造了多少岗位这类定量指标,被当作创新的成果加以认可。然而政权一变,同样的内容往往就变成“不同的数字”。因为过去的评价指标与体系会被大幅改编。由于“优秀”的视角本身要重新设定,过去出色的东西如今可能并非如此;有时似乎还存在一种默契的信念:只有失败一些,政府当局才能“立威”。熊彼特说,创新是基于企业家意志的自发变化。可在我们的土壤里,即便这一点似乎也非官治不可为,令人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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