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权层面强行推进的过程中形成的大量项目成为串标制裁对象,由此出现批评声音称,这忽视了问题本质,只把焦点放在对企业的制裁上。图为李明博政府时期推进的四大江整治工程的一处施工现场全景。/=韩联社
建筑业正因公共工程投标串标被课以的巨额罚款及后续追加制裁的冲击而苦不堪言。仅今年被课以的超过8000亿韩元串标罚款,就使财务健全性大幅恶化。由于罚款缴纳期限为自收到议决书之日起60日内,建筑企业已缴纳了今年被课罚款的相当大部分。制裁的后续冲击同样猛烈。对外信誉度下降以及海外竞争对手的抹黑,使海外订单目标的实现亮起红灯。此外,有担忧认为,一旦因串标导致的公共工程投标限制成为现实,建筑企业不仅会遭受打击,主要国策项目还可能全面中断。
◇今年所赚的三分之一化为罚款=今年施工能力评价额排名第一的Samsung C&T第三季度营业利润为1934亿韩元,同比增长37.5%。但当期净利润为646亿韩元,反而同比减少了26.8%。排名第二的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第三季度营业利润为2307亿韩元,同比增长12.0%,但当期净利润为1351亿韩元,减少20.1%。最大原因在于缴纳了因投标串标嫌疑而被课的罚款。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今年对包括Samsung C&T、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在内的施工能力评价前十大型建筑企业课以的投标串标罚款合计达5743亿韩元。考虑到这10家建筑企业今年前三季度累计营业利润共计1万7826亿韩元,相当于把在国内外施工现场赚来的钱的三分之一用于缴纳罚款。
由于建筑企业将营业利润的相当部分用于缴纳罚款,有人担忧其财务结构趋于脆弱,并可能引发分包企业的连锁性经营恶化。建筑业一位相关人士解释称:“大型建筑企业好歹还能用赚来的钱承担罚款,但对资金状况不佳的中坚建筑企业而言,数十亿韩元的负担金也是相当沉重的压力。”
问题在于,这类串标制裁正对过去大大小小的公共发包工程无差别地展开。
具有代表性的串标制裁对象是四大江整治工程和京仁运河等在此前政权层面推进的大型国策项目。业界普遍认为,这些串标与其说是在激烈竞争过程中形成,实际上更具有由政府层面以“分配式”分派给各企业的性质。
地铁工程和湖南高铁等大型社会间接资本(SOC)项目的情况也大体相似。业界内外认为,现实中具备参与大型项目能力的建筑企业有限,在尽量降低风险的过程中不得不形成的串标占相当多数。尽管制度本身存在问题,却无视原因,只让个别企业承担串标责任,因而导致大规模制裁。
◇信誉度下降致海外订单受阻=串标制裁也对建筑企业孤注一掷的海外订单构成利空。串标处分事实招致海外发包机构的不信任,海外竞争对手还把韩国建筑企业的串标事实当作抹黑材料加以利用。
实际上,发包186亿美元规模核电项目的阿联酋核能公司今年2月要求总承包方韩国电力就参与联合体的韩国建筑企业四大江工程串标的事实与否及对项目的影响等作出说明。韩电不得不积极说明该核电项目不会因此产生任何不利。此外,20亿美元规模的挪威奥斯陆隧道工程发包方于4月要求韩国建筑企业提交有关四大江投标串标的书面证明,并通知称将在审查后决定是否取消韩国企业参与的联合体的投标资格。在海外订单竞争中与韩国企业角逐的中国企业把韩国企业串标相关报道递交给发包方,或法国《世界报》等外国媒体大篇幅报道韩国企业受串标制裁的事实、从而变相支持本国企业的案例也接连出现。
海外建设协会开拓支援室室长金云中表示:“海外发包方通常把约100亿美元的大型项目分成5个左右发包,韩国建筑企业往往会同时参与这些单个项目的投标”,“海外发包方拿韩国国内的串标事实做文章,怀疑韩国企业之间是否串通相互让标,因此韩国企业有可能遭受不利。”
◇投标限制或令国策工程全面停摆=与串标罚款一并课以的公共工程投标限制处分也是“定时炸弹”。被查出串标的建筑企业除依据垄断规制法被课罚款外,还将依据国家合同法受到最长2年限制参与公共工程投标的处分。特别是,投标限制处分不仅适用于该发包机构,还扩大适用于政府、公共机构、地方自治团体发包的所有公共工程。目前建筑企业已提起撤销投标限制处分的诉讼,处分效力暂时中止,但若败诉判决确定,建筑企业最长2年内将被堵住参与韩国国内所有公共工程的路径。
更大的问题是,一旦公共工程投标限制成为现实,预计主要国策项目的推进将出现严重受阻。业界指出,若排除受到投标限制处分的建筑企业,实际上已没有具备执行地铁、铁路、桥梁、港湾、水坝等国策项目能力的建筑企业。
大韩建设协会合同制度室室长崔相根表示:“要参与大型国策项目投标,必须持有一定等级以上的信用评价等级和工程业绩,并通过资格预审”,“但若排除被剥夺投标机会的51家企业,按工程类型具备资格的企业或根本没有,或包括进入法定管理的企业也仅有1至4家,有效竞争性招标本身便无法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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