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成灿 汝矣岛研究院研究委员 朴成灿 汝矣岛研究院研究委员
在韩国社会,需要通过社会协约解决的矛盾议题不断增多。这并不仅限于劳资问题,福利水平与税收负担、公务员年金改革等亟待解决的课题也很多。
朴槿惠总统在2012年大选时,承诺设立“国民大妥协委员会”,以决定福利相关公约和合理的税收水平。10月30日在国会各党团代表演说中,执政党与在野党曾提议组建社会大妥协机构。为了经济增长与福利国家,社会大妥协机构必不可少的认识正在扩散。
最近欧洲仍在持续推进社会协约,并借此应对经济困难与失业问题。
爱尔兰是劳资大妥协的典范国家,在签订“国家重建计划”协约后实现年均6%~7%的高增长,从“欧洲的落伍者”蜕变为“凯尔特之虎”。
荷兰以劳资大妥协大幅提高就业率,被称为“就业奇迹”,是通过社会协约推进经济增长与福利政策的代表性案例。
德国的“哈茨改革”是劳动改革成功的代表性案例,通过劳动市场灵活化拉升了就业率。
瑞典在社会阶级矛盾最为严重之处促成了“自上而下的协约”,被视为实现经济增长与福利国家的典范案例。
迄今为止,韩国社会劳资矛盾的严重性人人都有同感,但对社会大妥协的期待仍很渺茫。在推进社会协约的过程中,组织主体必须能够合理地控制利益集团的既得权益与斗争路线,并需要克服组织内部压力和集团利己主义的领导力。
1997年劳动法修订与1998年劳资政委员会的经验留下了教训:若不建立合理的对话与说服机制,任何社会协约都无法达成。
瑞典在1900年前后是欧洲社会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国家。瑞典早期产业依赖天然资源与木材,工人在地理上分散,工会并不发达,但在外国资本流入后,工会组织化并强化了战斗性。
1879年发生大规模劳资纠纷后,劳资之间的流血冲突持续不断,1880年代工人组织化迅速推进,1898年成立了作为中央劳动团体的工会总联盟(LO)。
雇主方也于1902年组建瑞典雇主联盟(SAF)开始应对。
1905年爆发全国性大规模罢工并持续8个月,其结果是签订了瑞典最早的协议“十二月协约”。然而1909年再次发生持续6个月的大规模罢工,此后劳资矛盾与对立也未曾中断。
瑞典在一战后经济极度糟糕,保守派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消耗性的意识形态争论,使政界丧失了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1932年社民党政府的登场成为社会协约的转折点。
以左派政府登场、调解努力以及大萧条等经济考验为背景,劳资谈判得以推进。
由于“劳资问题应由劳资当事方解决”的认识强烈,谈判并非由政府介入,而是由LO与SAF主导推进。
瑞典代表性的社会协约可以说是萨尔特舍巴登协约与雷恩-迈德纳模式。
萨尔特舍巴登协约是经过两年谈判后达成的协议文本,包含劳动市场委员会、工资谈判、工人解雇、劳动争议等4项条款。
“雷恩-迈德纳模式”将经济目标设定为充分就业、产业合理化、抑制通胀等,为此推行团结工资政策、紧缩财政政策和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核心政策是基于“同工同酬”原则的团结工资政策。
萨尔特舍巴登协约是瑞典的大妥协模式。
该协约以劳资相互尊重为基础。雇主承认工会为谈判对手,工会承认雇主排他性的经营权。雇主获得雇用与解雇的权限,工人获得罢工与集体谈判的权限。
协约将劳资纠纷的解决程序明文化。其基本精神可概括为“伴随责任的自由”(freedom under responsibility)。协约将劳资谈判义务化,并限定罢工或停工只能在谈判失败时实施。
协约还限制第三方介入劳资纠纷过程,使其完全由劳资自律进行;当工会不履行集体谈判时,还赋予经营者解雇工人或命令其返回工作岗位的权限。
协约将中央工资谈判制度化,并组建了劳资调解机构。
瑞典劳资双方代表同意将工资谈判体系集中到核心代表组织LO与SAF。劳动委员会由劳资代表各3人组成,协商劳动惯例与纠纷问题,并被赋予同时进行调解与谈判的权限。
这意味着工会与雇主团体就中央层面的工资决定与产业和平承担责任,政府则通过积极的劳动政策强化就业创造与福利政策,从而达成实现社会大妥协的共识。
在社会大妥协过程中,左派政府的中间路线在促成共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社民党说服工会:若其要求过激将被舆论孤立,从而将工会引入社会大妥协。
构成瑞典模式另一支柱的雷恩-迈德纳模式(Rehn-Meidner Model)是1952年由LO与SAF通过协定正式确立的协约,可以说是为达成经济目标的协约。
这是在1940年代末经济衰退持续、社会民主主义联合势力内部矛盾以及农民党退出联合政府等政治不安导致瑞典社会经济再度动荡的背景下出现的社会协约。
社民党与政府要求工人抑制工资上涨,而低薪工人则要求LO消除工资差距,在此背景下推进了该协约。
协约的主要内容是“团结工资政策”,在“同工同酬”原则下缩小各产业、各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促进工人团结。
协约抑制高工资部门的工资上涨,由此产生的企业超额利润被吸收进保障年金基金,用于强化产业竞争力和福利支出。
对失去竞争力的产业和边际企业则引导其自然淘汰,成为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的契机。
政府以救助失业者和稳定供应劳动力为重点,推进充分就业政策。
这带来了缩小低薪工人工资差距、整理边际企业以及将工人从低生产率产业转移到成长产业的效果。
政策手段包括失业补助、扩大就业、促进残疾人就业、职业培训、转职补贴等。
瑞典的社会协约直到1991年SAF宣布正式协约破裂之前一直有效,被评价为欧洲最成功的社会大妥协模式。
它保障了充分就业,缓解了贫富差距,并通过社会福利为国民提供了最高水平的生活。
1950年代以后,瑞典维持1%~3%的低失业率,使全体国民既是福利国家的受益者,同时也是财源的提供者。
瑞典式福利社会通过强化累进税和广泛的社会保障实现了经济平等。
瑞典的社会大妥协成为维持政治稳定的契机。
1936年至1972年间社民党连续执政,稳定的政治体制成为强有力的政策推进力。
随着社会协约成为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的根基,因意识形态对决与矛盾造成的国家浪费得以减少。
社会大妥协还起到了将劳资纠纷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最小化、预防敌对劳资关系或战斗性工会出现的作用。缩小工资差距阻止了劳动阶级的分裂与对立,中央工资谈判制度则从根本上排除了工会组织之间的激进化竞争。
对瑞典模式也存在批评意见,争论持续不断。
对萨尔特舍巴登协约限制工会自主性、将维持产业和平的责任转嫁给工人的不满很多,劳动界内部的争论也持续不断。
大企业的所有权集中也被指为问题。瑞典式模式让因实施团结工资制而积累的私营企业利润投向战略性产业,反而成为维持所有权结构集中和大规模企业集团的契机。
此外,福利国家模式必然导致公共部门白领工人大量产生,由此也造成了与生产岗位工人之间劳劳矛盾这一矛盾性结果。
最近在2006年、2010年大选中社民党败选、右派联合执政后,针对“高负担高福利”福利制度的改革得以推进。
2005年废除遗产税,2008年废除富人税,国民的税收负担率被下调。
然而瑞典式福利制度仍维持在很高水平。社会福利支出比重高,尽管劳动市场政策与福利制度部分被修改,但基调大体得以维持。国家在教育、保育和医疗服务方面也提供接近免费的服务。
此外,瑞典顺利克服全球金融危机,展示了福利国家的底蕴。其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率高,国家债务与财政赤字的健全性得以维持,国家竞争力位居世界第二。
崔莲赫教授(瑞典哥德堡大学)分析称:“瑞典比英美或欧洲大陆更为社会稳定,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等危机局面的能力出色”,并评价说:“虽然有人主张瑞典的这些成果得益于市场主义改革,但根本上是因为具备‘福利体力’才成为可能。”
尽管“社会协约是实现经济增长与国民大团结的捷径”这一共识正在形成,但瑞典模式是否适用于韩国状况仍是争论对象。
有人指出韩国工会组织率偏低等问题,认为自上而下的瑞典模式不符合现实。
也存在一些主张,如西欧小国的成功案例不适合韩国,或者出口导向的开放经济与韩国有许多相似之处等。
尽管如此,最近的社会大妥协讨论正围绕福利与增税问题、劳动市场改革展开,为公务员年金改革设立社会大妥协机构也在讨论之中。
有一点是明确的:若劳、资、政各经济主体的社会大妥协不能先行,任何有实效的政策都难以执行。
韩国社会大妥协的经验仅限于金泳三政府的劳资关系改革委员会和金大中政府的劳资政委员会,成果也甚微。
1996年根据金泳三政府“新劳资关系构想”宣言,围绕劳资关系改革的综合讨论与劳动法修订活动得以推进。
在由劳、资、公益9名委员组成的劳动法修订工作推进过程中,民主劳总宣布不参与,1996年底由执政党单独通过,但在野党反弹、劳动界罢工不断,经过朝野再次妥协后于1997年3月重新修订。
1998年的劳资政委员会由劳、资、政及政党参与,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体制下为合理分担痛苦而组建的。
第1期劳资政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劳资政公平分担痛苦以克服经济危机的共同宣言》,并作为实践方案达成了“提高企业经营透明度”、“失业对策”及“扩充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劳动基本权”、“劳动市场灵活性”等劳资政大妥协。
然而1998年6月金融监督委员会公布退出企业名单以及政府公布公营企业民营化计划等接连出现,韩国劳总与民主劳总于7月宣布不参与劳资政委员会,该机构变得名存实亡。
朴槿惠政府与新世界党正通过社会协约推进改革。
韩国社会因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而只暴露矛盾,中间派公共舆论与妥协的空间极度萎缩,对国家课题的务实性接近十分困难。
人们关注具有保守性质的政府能否营造社会协约所必需的政治社会条件。
中间偏右政府主导社会大妥协的案例,在荷兰和奥地利也能找到。
荷兰中间偏右的吕贝尔斯内阁主导了瓦森纳协约,奥地利也曾通过中间偏右与中间偏左的大联合政府达成社会共识。
比起执政势力的意识形态倾向,对社会大妥协的长期战略与执行意志、社会信任的构建等将成为更重要的因素。
在韩国推进社会协约的过程中,大企业的作用也很重要。
瑞典的产业结构与韩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以出口大企业为中心构成,以瓦伦贝格家族为代表的财阀对主要大企业行使着强大的支配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由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工会主导的国家里,却容许了类似财阀的企业治理结构。
在社会协约过程中,国民同意保障财阀的所有权,作为交换获得高比例累进税、投资与就业等保障。
将业主主导经营的优点用于提升企业竞争力,并将其成果用作普遍主义福利国家的财源,这一点值得参考。
创业后150年间延续六代业主经营的瓦伦贝格家族,1938年在获得差别表决权保障的同时接受了高达85%的累进所得税,并承诺将在投资、就业和创造附加价值方面率先垂范以回报国民经济。
差别表决权股票是指相较其他股票拥有更多表决权,但分红等经济利益受到限制的制度。
实际上瓦伦贝格家族仅持有控股公司银瑞达22%的持股,却行使着47%的表决权。
国民对瓦伦贝格家族的评价背后,是彻底的经营传统。瓦伦贝格家族有着“所有权不是特权而是责任”的传统,还有企业彻底独立经营、全权委托职业经理人等原则。
尽管是世袭经营,却从未出现过财产继承或赠与方面的问题,这体现了瓦伦贝格家族的社会责任感与透明的经营伦理。
要实现社会大妥协,需要明确的目标和协约当事方各自的作用。
劳动界应带着劳动灵活性与工资抑制方案,雇主方应带着扩大就业与增加财源负担方案,政府应带着扩大福利与失业对策等明确的政策目标来推进。
要求任何一方让步与牺牲的大妥协不仅难以成功,反而会成为放大协约当事方之间矛盾的契机。
需要牢记的是,如果政府政策被认为是亲企业、以劳动界让步为前提推进大妥协,社会大妥协将无法实现,政府也将丧失调解者角色而成为斗争对象。
社会大妥协的首要课题是形成国民共识。
瑞典的大妥协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形成了劳资政之间的信任、富人的社会责任意识与自律行为等国民共识。
对韩国社会未来的长期展望和各主体的社会共识努力必须优先。
社会协约将成为国民大团结的熔炉。
它将把经济增长与就业创造、社会福利提升一个台阶,并成为化解政府与企业、劳动者与市民社会之间矛盾的契机。
期待通过社会协约成为化解相互敌对关系的契机。/新世界党下属汝矣岛研究院研究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