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这个时候,韩国国民权益委员会曾就公务员的腐败程度进行过一项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中,一般民众和企业人士分别约有54%、35%认为公职人员“腐败”,而公务员中仅有4%作出这样的回答。公务员们还在政党、立法、媒体、教育等11个社会领域中,对行政机关的廉洁度评价最高。
回想政府统计显示2010年以后4年间因收受钱财而受到惩戒的公务员多达1600人,以及今年世越号惨案、国防采购腐败等公职人员腐败相关的重大事件事故依然不断,公务员的问卷结果实在难以理解。若要深究其内在,大概源于一种自我防卫心理,即认为社会整体的腐败程度远比公务员的腐败严重。但正如世越号惨案所显示的,不正当请托、公职人员腐败带来的危害和社会成本极其巨大,这种自我合理化难以被正当化。
“别人也都这么做”的心理与双重标准同公职社会的连带感结合起来,会形成更加牢固的腐败卡特尔。如同官僚黑手党、军队黑手党那样,通过集团间不正当勾结共享利益、共生共存的所谓精英卡特尔也是同样的脉络。
要缩小看待腐败的认知落差,归根结底需要有共同的目标和统一的标准。不论地位高低,对公职人员腐败严格适用法律才是解决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英兰法”(禁止不正当请托及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法)是有用的尺度。也有观察认为,由于围绕法律适用对象和不正当请托行为范围的争议,年内难以通过。部分人士担忧,如果把收受钱财的公职人员及其配偶、直系血亲等全部列为对象,全体国民中将有1500万人以上受到规制。但依法处罚的对象是实施腐败的公职人员,而非全体国民。事实上,把能够毫无对价地赠送和收受100万韩元以上钱财物品的人解读为国民中的绝大多数,实属牵强。夸大对象范围是意图模糊焦点。如今已经出现放宽多项例外条款和处罚规定的修正案,不少人担心其将成为立法本意荡然无存的空壳。
政界需要停止拖延时间和搅浑水,即使不完美也应先行通过该法。若不能在“借此机会切断不正当请托与钱财收受链条”的国民共识和动力尚存些许之时取得成果,看待腐败的视角差距无疑会进一步扩大。






